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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3章 纷争三（第1页）

&esp;&esp;纷争（(三）

&esp;&esp;四月中下旬，广州小岛招待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原本的历史是，是一场针对农村工作的会议，不过主席决定将会议的内容进行扩大，不仅要解决农村公社分配等的问题，还要解决城市过快过扩张等问题。

&esp;&esp;这次会议，其实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公社化的一次大调查、大总结，自公社化开始以后，第二年即发生了全国性的自然灾害，这场灾害一直持续了两年，好在国家提前应对，加大了粮食储备，灾害总体上较为平稳的度过了，这也使得历史上，到了一九六一年，两年积累数千万的灾民潮并没有大范围出现。

&esp;&esp;大规模连片灾情的出现，国家动用了储备粮库，又从国外大量购买了粮食，成功度过了灾荒，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公社化过程中各地出现的许多奇奇怪怪的情况。

&esp;&esp;个别地区，国家将粮食发了下去，原本是用于赈灾的，但是地区的领导出于对灾情的重视过度，盲目追求备荒粮指标，虚报粮食增收，加大粮食征收，造成粮食被大量囤积，还将赈灾粮储备起来，变成了所谓的‘备荒粮’，而大灾年备荒，其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也导致了这些地区出现了少量居民饿死的情形。

&esp;&esp;这其中河南兴阳地区，就发生了这种情形，信阳地委书记路先文，再接受到国家两千万斤赈灾粮后，将其中的一千五百万斤粮食给存了起来变成了备荒粮，要求地方不到万不得己不得动用，还说这是政治要求，这使得信阳地区在六零年这个大灾年，明明有粮食用，灾民却得不到粮食。

&esp;&esp;少部分饿极了的老百姓，开始逃荒，面对这一情况，兴阳地委不仅没有迅速调整，发放备荒粮反而要求加大备荒，为了备荒而备荒岛，造成了逃荒潮，而兴阳地委却认为，这些老百姓不识国家大局，私自逃荒，于是要求地区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展开封困，禁止农民逃荒。

&esp;&esp;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兴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达到667人。

&esp;&esp;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地委书记路先文还在叱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路先文的这一决定，导致兴阳地区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灾民地，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区，其它地区只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略有上扬，而像华东大多数地区，也只是零星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esp;&esp;唯独河南一地，特别是兴阳地区，出现了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根据统计，五九、六零、两年，兴阳地区大约有十数十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兴阳地委却隐瞒真实情况不报，这使得到了六一年，全国其它地区灾情基本平稳了，而兴阳地区的灾民潮却并没有结束。

&esp;&esp;兴阳地区的老百姓没有了活路，一部分逃出去的灾民，到北京告了御状，这才将兴阳地区的盖子给揭了开来，一时间中央震动。

&esp;&esp;—九六零年十月，中央调查组到了兴阳，看到的景象，将调查组一行人都惊呆了，兴阳地区的老百姓看着满粮库的粮食，却只能吃树皮、草根、观音土，大量的饥民组成的民兵，把持着村口不许老百姓逃荒。

&esp;&esp;调查组长王从吾看到了惨绝人的一幕，气得他当着路先文的面，直接拍起了桌子，只到这时，路先文才下令要求地方上的粮库放粮赈灾。

&esp;&esp;报告上报到中央以后，主席作出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esp;&esp;省委书记吴之仆降职另调他地，作为地委书记的路先文被双开，随即被正式批捕。

&esp;&esp;随后根据主席发出‘为警示全国官员杜绝官僚主义，应从重从快处理，以儆效尤’的指示，—九六一年三月，路先文的行为，被正式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随即在兴阳经公审后，处以公开枪决以平息民愤。

&esp;&esp;路先文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因为行政重大不作为被枪决的官员，经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之后，引得全国震动。

&esp;&esp;而主席率领的三个调查组，到了浙江、广东、湖南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也同样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就是公社内部平均主义的问题，管理区(生产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管理区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esp;&esp;过度的平均主义，使得公社社员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一年做多少工要管，分多少粮食要管，种植什么要管，就是社员的副业同样要管，并不是想搞什么就搞什么，而且搞出来的东西同样也不属于自己，需要进行平均分配。

&esp;&esp;这一次的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解决这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随着会议的持续讨论，最终形成了‘六十条草案’。

&esp;&esp;这个草案，对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进行说明;成立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让广大社员能够发出声音，不再出现兴阳地区那样荒诞的事情，同时成立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和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允许家庭副业，并且正式做出了规定，家庭副业由社员自由经营，收入归家庭，不得进行分配等等。

&esp;&esp;如果说与历史上改动最大的，就是这一条了，家庭副业成为了现下，农民唯一能够自由经营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渠道，过去像自留地的生产，也并不是农民自己说了算，还需要根据公社的需要，留下伺料地或者根据规定种植如棉花、玉米等作物，而现在农民终于可以自由经营了。

&esp;&esp;为了增加农民额外收益，保证农民的生产生活得以改善，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规定了新的核算制度，过去农民自留地的产出，用以抵工分或者公社、生产队以超低价征购，而现在变成了购买制度，上级管理委员会，可以提前向农民发出种植采购需求，收获以后再进行购买，因此这是一条在现有条件下极大的善政。

&esp;&esp;建国以来，农民的生产生活平稳了一段时间，但自公社化推广以来，又陆续出现了反弹，一些农民在公社的两个‘绝对平均主义’下，开始出现赤贫现象，广大农民期望的美好生活也因此没能出现，反而如一些农民所说的那样‘还不如解放前’。

&esp;&esp;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所形成的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国家需要发展工业，这是一方面;其次随着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工人和消费人群，于是城市得到了扩张，而城市又不进行农业生产，大量人口加大了粮食的供需压力又是另一方面;最后便是国家整体经济制度的要求。

&esp;&esp;国家经济制度现阶段动不了，这是国家的长远大局，但是给予农民一定解绑是可以做到的，而农民唯一能够自由生产的自留地，成为了改革对象，给农民解绑，这算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esp;&esp;随着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出台，城市的问题也到了解决的时候了，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国家为了‘大办工业’，大力招收工人，使得职工人数从2450余万，增加到了一九五八年的4531余万，增数2081万;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到了一九六零年八月，又增加到了5100万。

&esp;&esp;与此同时，城镇人口也从一九五七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了一九六零年底的13亿，吃商品粮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比由15，上升到了20，而这个巨大的数字背后，都是由全国五亿多农民再承担，也即五个农民产出的粮食，就需要供养一个城市人，农民其实早已不堪重负。

&esp;&esp;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同样是巨量的，没有粮食怎么办?征粮!于是，—九五九和一九六零两年，国家为保证城市居民需要，在全国大规模自然灾情的情况下，依旧开始了加大对受灾较轻地区农民的征粮，这也是导致三年自然灾害加重的其中一个重大因素。

&esp;&esp;方叶所在的同安县，由于受到的灾害较小，也成为了主要征粮地，一九五九年前，人均口粮为450斤，牲畜粮600斤一年，随着灾害的到来，国家需要大量的粮食，因此加大了对县里的征粮，于是同安县人均口粮下降到了365斤，牲畜粮下降到了二百斤，家庭大规模养殖是不可能了，所以县里不得不将发展起来的养殖业全部摧毁，家庭和养殖厂里的家禽、牲畜全数宰杀以节约粮食，供应国家需要。

&esp;&esp;方叶的出现，自然使得历史出现了改变，国家提前储备，又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不过这些粮食中，优先保障城市供应，因此相比往年，广大农民的口粮还是非常紧张的，许多地区其实也就保持在饿不死的状态。

&esp;&esp;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政策无法保障国家长久对粮食的供需关系，毕竟生产总量是相对恒定的，城市人口增多，农民人口减少，农业生产力又没跟上来，那么城市人每多增加一人，农民的压力就大一分，而且到城市里的新生人口就业的问题又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又要怎么办?

&esp;&esp;于是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将在一九六零年底13亿人口的基数上，于三年内减少两千万以上城镇人口，并且要求在一九六一年本年度就要减少一千万人，减少粮食三十至四十亿斤。

&esp;&esp;减少下来的人口去哪里?自然是农村，知识青年下乡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些人依旧需要吃粮食，他们又去哪里吃?自然是去农村吃。

&esp;&esp;人口不可能凭空增加或减少，所以这个政策的调整，只不过是将国家层面的供需矛盾和压力，分散到了地方上，最终到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一级，从吃国家粮到吃农民粮，而所消耗的粮食总量本质上是不变的。

&esp;&esp;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客观上确实给农村带来了活力，也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效果，更是锻炼了一代人，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esp;&esp;比如广大农村地区，知识分子严重不足，许多学校里连老师都急缺，而知识青年的到来，让农民的孩子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视野，但农民需要付出口粮的代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esp;&esp;但是，从事情的根因出发，人们也应当从其中看到，当初的‘上山下乡’无论口号喊得多么伟大，本质上还是因为国家内外部压力，如人口大规模增长、工业过快扩张与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匹配、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等因素，最终形成了国家鼓励知识青年下乡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