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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9章 仇士良 宦掌唐廷术驭帝王(第2页)

这份遗诏,完全绕开仇士良。在文宗心中,绝不愿意看到仇士良借着新君继位继续把持朝政。

但遗诏能不能生效,并不取决于病重的皇帝,而取决于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太子李成美,不是仇士良扶持起来的人。一旦李成美顺利登基,仇士良的权势必然会受到削弱。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局面。

文宗刚刚驾崩,皇宫之内权力真空。仇士良联合另一位大宦官鱼弘志,直接拒绝执行文宗遗诏。他们对外宣称,太子年纪尚幼,不适合担当天下大任。深夜调动神策军,闯进宫中,矫改皇帝诏书,废掉太子李成美,改立颍王李瀍为皇太弟,也就是之后的唐武宗李炎。

颍王李瀍,是唐穆宗的儿子,唐文宗的弟弟。仇士良看中他,一方面是想要赚取拥立帝王的天大功劳,另一方面,在仇士良的印象里,颍王平日喜好宴游,看起来并不是锐意革新的强势君主,更容易掌控。

宰相李珏等人想要遵照先帝遗命,可皇宫禁军全部在仇士良手中,朝堂文武百官,见识过甘露之变的血色,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对抗。一纸先帝遗诏,在刀兵面前,变得毫无分量。

就这样,李瀍被迎入宫中,在文宗灵柩之前继位,是为唐武宗。

为了彻底消除隐患,仇士良劝说刚刚登基的武宗,赐死废太子李成美,安王李溶,还有文宗的杨贤妃。二王一妃,全部殒命。《新唐书》就此留下一句流传千古的评价:“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

杀二王、一妃、四位宰相,二十多年贪婪酷虐,却能够长久保有帝王恩宠。这句话,精准概括仇士良一生。

刚刚登上皇位的唐武宗,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的皇位,是仇士良强行送来的。如果公开和仇士良翻脸,自己很可能会落得和文宗一样,甚至更糟。可他内心十分厌恶宦官专权,绝不愿意做第二个被圈养的傀儡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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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选择一套十分高明的策略:表面之上,给予仇士良至高无上的尊荣。加封仇士良为骠骑大将军,晋封楚国公,赏赐无数金银财宝田地宅邸,朝堂之上公开给予极高礼遇,处处表现出对仇士良的敬重。

但是,实权上,武宗悄悄布局。他重用才干出众的李德裕,把李德裕召回朝廷担任宰相。武宗把朝廷行政大权交给李德裕,君臣二人秘密谋划,一点点压缩仇士良的权力空间。

仇士良能够察觉到,这位新皇帝,和之前的穆宗、敬宗、文宗都不一样。他看着皇帝礼遇自己,却同时重用李德裕,政令很多绕过宦官,直接由宰相府发布。仇士良感受到权力在一点点流失。

会昌二年,朝廷宣布削减神策军的赏赐。仇士良抓住这个机会,暗中鼓动神策军士兵,散布谣言,说宰相李德裕上书,要克扣神策军粮饷赏赐,挑动禁军的怒火,想要煽动士兵哗变,借兵变的压力,逼迫皇帝罢免李德裕,重新夺回朝堂主导权。

仇士良派人通知神策军各部,让士兵等候皇帝下达的赏赐诏令。一时间,神策军军营群情激愤,局势一触即发,长安城内人心惶惶。

面对危机,唐武宗没有慌乱。他直接下诏书,公开辟谣,明确告诉神策军将士,裁减赏赐是出自天子本人的意思,和宰相李德裕毫无关系,斥责谣言蛊惑军心。

皇帝直接出面,戳破仇士良的阴谋。神策军将士本就不愿贸然发动兵变,真相大白之后,躁动的军心迅速安定下来。仇士良策划的兵变,还没有爆发,就宣告失败。

这件事情对仇士良是重大打击。他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操控这位新帝王。武宗表面的尊重只是伪装,皇帝心智深沉,手段果决,不会任由宦官摆布。继续贪恋权位,迟早会招来杀身大祸。

仇士良一生深谙进退之道,懂得什么时候进攻,更懂得什么时候收手。眼看大势已去,他没有负隅顽抗,主动上书,以身体多病为由,请求辞去神策军中尉的军职,告老还乡,退出权力中心。

唐武宗顺水推舟,批准他退休请求。但是没有立刻把他赶出京城,改授左卫上将军、内侍监,只是一个没有兵权的虚职,保留身份待遇,剥夺全部实际权力。

会昌三年,仇士良正式致仕,告老离开经营几十年的权力核心。他在长安城内的私宅,一众依附他的宦官党羽,全都前来送行。

所有人都以为,这位权宦会感慨一生荣辱,或者叮嘱众人小心灾祸。可仇士良,当着一众宦官,传授出一套赤裸裸的“固宠驭君秘术”,被完整记录在《资治通鉴》与《新唐书》之中。

他问身边的宦官同僚:“诸君侍奉天子,愿意听老夫几句肺腑之言吗?”

一众宦官纷纷俯首听命。

仇士良缓缓开口:“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千万不要让皇帝有空余时间。皇帝一旦清闲,就会读书,接见儒生大臣,接纳谏言,就会深谋远虑,减少游乐玩好。到那时候,我们这些宦官就会被疏远,权力恩宠就会消散。

为大家谋划,就应该多多搜罗财宝,蓄养猎鹰良马,天天用踢球、打猎、歌舞美色迷惑皇帝的心神,穷尽奢华享乐,让皇帝沉溺其中不知疲倦。这样,皇帝就会抛开经书学问,不再关心朝堂外事。天下政务就落在我们手中,权力恩宠自然牢牢握在手里。

一番话说完,送行的宦官纷纷躬身拜谢。

这一段话,是仇士良在深宫宦海浮沉五十余年,总结出来生存宝典。不是靠阴谋诡计搞暗杀,核心在于消磨帝王的进取心,用奢靡享乐困住君主,让君主丧失处理朝政的意愿。比起肉体上的挟持,精神上的蛊惑,更加阴毒,也更加难以防备。

说完这套驭君心法之后,仇士良回到自己的府邸。叱咤五朝的一代权宦,就此彻底告别朝堂纷争。

会昌三年六月,告老还乡仅仅二十多天之后,仇士良病逝于长安私宅,终年六十三岁。

人已经死去,唐武宗暂时保留表面体面,下诏追赠仇士良为扬州大都督,给予很高规格的丧葬礼遇。

可这份体面仅仅维持一年。会昌四年,就有人告发,在仇士良家中搜出数千件铠甲兵器,私藏大量武器。私藏甲兵,在古代是等同于谋逆的重罪。

武宗接到举报之后,不再顾及死后颜面,直接下诏,削除仇士良所有官爵,抄没全部家产。一代权宦积攒一辈子的金银珠宝田地房产,全部被朝廷没收。生前权倾朝野,死后转眼家破人亡。

有意思的是,几十年之后,唐宣宗大中五年,朝廷又为仇士良立神道碑,恢复他的部分身份,算是间接平反。宣宗时期政治风向变化,李德裕遭到贬斥,当年武宗一朝的政策很多被推翻,宦官集团重新崛起,才有了为仇士良立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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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仇士良完整一生,生于781年,卒于843年,历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从一个东宫底层小宦官,一步步走到神策军中尉,封楚国公,掌控大唐中枢朝政二十余年。

他亲身见证安史之乱之后大唐一步步沉沦。他见过宪宗力图中兴,目睹穆宗敬宗耽于游乐,亲眼看见唐文宗满怀壮志却无力回天,最后遇上心智深沉的唐武宗,被迫交出权力,急流勇退,得以寿终正寝,死后才遭遇清算。

很多人读历史,很容易简单把仇士良单纯归结为一个天生大奸大恶的坏人。可剥开人物本身,我们更要看见时代的底色。中晚唐宦官专权,并不是仅仅因为出现几个坏宦官。根源来自安史之乱之后制度的崩坏。

安史之乱,武将叛乱给皇室留下巨大心理阴影。皇帝不再信任外朝武将,把最核心的禁军神策军交到宦官手里。从唐德宗时代开始,神策军由宦官统领成为定制。宦官手握京师最精锐军队,就天然拥有干预废立帝王的实力。

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朝廷常常需要依靠宦官充当监军,维系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多重制度漏洞叠加,造就宦官可以弑君、废君、拥立新君的畸形局面。就算没有仇士良,也会有其他宦官站上这个位置。

但制度给了土壤,并不代表个人就没有选择。仇士良是这套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他也主动把这套权力游戏玩到极致。

元和年间,他就敢公然殴打朝廷御史,不惧朝堂法度。甘露之变,他在生死一瞬间迅速判断局势,挟持皇帝,调动禁军,大肆诛杀朝臣,血流长安城。之后敢派遣刺客刺杀刚正宰相。帝王病危,他敢于违背先帝遗诏,擅自废立储君,为消除隐患逼杀二王一妃。晚年退休,还留下那套蛊惑君主的权术,教给后辈宦官。

他极度贪婪,任职期间不断搜刮财富,家中抄出无数珍宝。可他又绝非无脑莽夫。对比其他骄横而迅速覆灭的权宦,仇士良有极强的生存智慧。

早期蛰伏,不轻易站队;局势有利的时候,果断出手斩除对手;察觉到皇帝已经无法掌控,不做鱼死网破,主动放弃兵权保全性命。他懂得什么时候张狂,什么时候收敛,分得清可以对抗的人和不能触碰的底线。他清楚自己权力来源于皇权外壳,不会谋求篡位,只追求实权。

唐文宗想要夺回皇权,发动甘露之变,却全盘失败。那一场失败,不只是李训郑注谋划的疏漏,本质上是当时朝廷没有足够力量对抗手握神策军的宦官集团。文官集团手里没有武装,藩镇远在外地,远水解不了近渴。

直到唐武宗上台,君臣配合,一步步瓦解仇士良的权威,并不是靠一场宫廷政变,而是依靠政治博弈,慢慢分化削弱,逼得仇士良主动交出军权。这才真正把仇士良拉下权力顶峰。

但是,武宗和李德裕只能解决仇士良一个人,却没有彻底废除宦官统领神策军的制度。仇士良身死之后,宦官群体依旧存在。大唐宦官专权的病根,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直到朱温进入长安,将宦官几乎屠戮殆尽,宦官祸乱才宣告终结,而大唐王朝,也随之走到灭亡边缘。

回望仇士良留下的那一段驭君秘策,穿越千年依旧让人背脊发凉。比起明目张胆的叛乱,用奢靡享乐消磨君主斗志,是更为隐蔽的腐蚀。君主一旦沉溺玩乐,疏远读书与贤臣,大权自然旁落旁人之手。

这也是后世历代帝王都引以为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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