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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章 褚遂良 笔藏风骨骨逆皇权（第1页）

褚遂良的家世，放在隋末唐初堪称顶配。其父褚亮，字希明，历经陈、隋、唐三朝，年少便以诗文闻名江南，与虞世南、欧阳询自幼相交，三人乃是至交好友，文坛并称江南三才子。陈朝灭亡后，褚亮入隋为官，一路升迁至东宫学士，专门教导隋朝太子杨勇读书，妥妥的帝王之师。

可惜隋朝朝堂风波不断，褚亮早年与谋反的杨玄感有旧交，大业年间，杨玄感起兵失败，朝廷清算党羽，褚亮受牵连被贬至西海郡，也就是今天青海湖以西，荒寒偏远之地，褚遂良彼时尚是少年，只能跟随父亲远赴西北边陲，告别江南温润水土，在风沙苦寒之地长大。

隋炀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陇西豪强薛举趁机在兰州起兵，自立为秦王，很快占据陇右大片土地，听闻褚亮父子文名远扬，强行征召二人入自己幕府。薛举看重褚亮文采，任命其为黄门侍郎，掌管文书诏令；年仅二十出头的褚遂良被授通事舍人，负责传递奏章、接待宾客，相当于割据政权的朝堂秘书。

这段乱世幕僚生涯，是褚遂良第一次接触朝堂运转。薛举野心极大，一心想要攻破长安取代隋朝，奈何天不假年，起兵没多久便重病离世，其子薛仁杲接过兵权，性格残暴嗜杀，麾下将领离心离德。武德元年，秦王李世民率军西征，大破薛仁杲，陇右割据政权覆灭，褚氏父子作为降臣归入秦王麾下。

彼时大唐初建，朝堂用人紧缺，李世民爱惜文人，听闻褚亮才学，直接将他纳入秦王府文学馆，位列“十八学士”。十八学士是李世民专门设立的智囊团，能入此列者，皆是天下顶尖文臣，待遇优厚，时常伴随秦王论经讲学，前途不可限量。父亲站稳脚跟，褚遂良也得到一份差事——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

铠曹参军听起来官职不起眼，主要负责管理军队兵器、铠甲、军械库存，属于基层武官文职，和笔墨诗书看似毫无关联。但这段任职经历，对褚遂良影响极深。整日清点军械、核对账簿，练就了他细致严谨、分毫必查的性格，后来他能精准鉴别海量王羲之古帖，分毫不差，这份一丝不苟的习惯，便是在军营库房里打磨出来的。

武德年间整整九年，褚遂良一直处在官场边缘。秦王忙于平定四方割据势力，朝堂重心全在征战与建国制度搭建，褚遂良没有太多展露才华的机会。闲暇之余，他没有荒废书法，每日临池不辍。父亲挚友欧阳询时常登门做客，见少年褚遂良笔墨灵气十足，十分看重，时常亲自点拨笔法；虞世南更是时常与褚亮书信往来，点评褚遂良的楷书，指点他深耕王羲之笔法根基。

少年时期颠沛流离，中年前期沉寂蛰伏，旁人都以为褚遂良只会承袭父辈文采，一辈子做个普通文官，无人料到，一场书法机缘，会让他一跃进入帝王视线，开启贞观年间平步青云的仕途。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褚遂良调任秘书郎，不久升任起居郎。起居郎这个官职，品级不高，权力却十分特殊每日伴随唐太宗上朝，帝王一言一行、朝堂君臣对话，全部如实记录，存入起居注，作为后世修国史的原始材料，相当于皇帝专属贴身史官。

起初唐太宗并未格外留意这名史官，改变褚遂良命运的，是虞世南的离世。贞观十二年，初唐文坛、书坛双标杆虞世南病逝，唐太宗悲痛万分，时常在朝堂感慨“虞世南死后，无人再能与我论书法。”太宗一生痴迷王羲之，宫中收藏大量二王墨迹，平日里最爱和精通书法的臣子探讨笔法，虞世南一走，朝堂竟无志同道合之人。

侍中魏征见状，立刻向唐太宗举荐褚遂良“褚遂良下笔遒劲，深得王羲之笔法精髓，陛下可召来与您论书。”唐太宗当即召见褚遂良，一番畅谈书法，龙颜大悦，立刻下旨，任命褚遂良为侍书，专职陪伴帝王研习书法，同时负责鉴定全国进献的王羲之古帖。

彼时唐太宗不惜重金，在全国征集王羲之真迹，各地官员、民间藏家纷纷携带古帖赶赴长安进献，一时间御府堆积数百卷书法藏品，可真假混杂，不少人拿仿作骗取赏赐，宫中旧臣无人能精准分辨。这份鉴帖重任，落到褚遂良身上。

褚遂良的鉴帖水准，在当时堪称独一档。每一卷古帖，他能从纸张材质、笔墨浓淡、笔法习惯、落款印章、流传脉络逐一拆解，清晰指出何处为王羲之真迹，何处是后世仿作，论据详实，从头到尾没有一处判断失误，满朝文武无不叹服。《旧唐书》明确记载“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靠着一手绝妙楷书、无人能及的鉴帖本事，褚遂良彻底获得唐太宗信任。太宗时常单独召他入内殿，抛开百官，私下闲谈国事、文史、书法，君臣关系日渐亲近。可褚遂良从未凭借帝王偏爱趋炎附势，哪怕只是起居郎低微官职，只要看见帝王行事有失，必定当场直言劝谏，丝毫不会顾及皇帝颜面。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计划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仪式，耗费巨额钱粮，沿途州县需要征调大量民夫，彼时大唐虽贞观之治兴盛，但边境战事不断，百姓赋税压力不小。恰逢太宗出行至洛阳，天空出现彗星，古人视彗星为不祥之兆，满朝大臣全都缄口不言，无人敢扫帝王兴头。

唯独褚遂良上书直谏，言辞恳切陛下平定乱世，功绩越前代帝王，泰山封禅本是盛世盛事，可如今彗星突现，便是天地示警。汉武帝筹备多年，再三考量才前往封禅，如今国库、民生尚未完全宽裕，恳请陛下暂缓大典，体恤天下百姓。

唐太宗读完奏折，冷静思索许久，认可褚遂良的劝谏，直接下诏停止泰山封禅，省去一场浩大劳民工程。此事过后，太宗更加认可褚遂良刚直的品性，同年提拔他为谏议大夫，依旧兼任起居郎，专门负责规劝帝王过失，拥有直接上书言事的特权。

升任谏议大夫后，一次朝堂闲谈，唐太宗突好奇，询问褚遂良“你每日记录起居注，里面写满朕的言行，朕是否可以取来阅览？”

换作其他官员，必定顺着帝王心意讨好，可褚遂良当场严词拒绝“起居郎便是古时左右史官，帝王善恶举动全部如实记录，以此约束君主，令其不敢肆意妄为，从古至今，没有天子亲自查看当朝起居注的先例。”

唐太宗不死心，追问“若是朕行事有过错，你也会一字不差记录下来？”

褚遂良回答掷地有声“臣恪守自身官职本分，陛下一举一动，臣必定如实书写，不会有半分隐瞒。”

这番对话传遍朝堂，文武百官无不震惊，所有人都看清，褚遂良是真的不怕得罪皇帝，心中只有礼法与职守。唐太宗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更加敬重这份坦荡，此后诸多国家大事，都会主动征询褚遂良的意见。

成为专职谏臣后，褚遂良劝谏范围覆盖民生、宗室、边境、军事、储君各个领域，但凡看到政策疏漏，从不隐忍，数次阻止唐太宗做出失当决策，其中最为关键、直接改变大唐国运的，便是贞观十七年的储君之争。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黜，朝堂人心动荡。唐太宗偏爱第四子魏王李泰，李泰聪慧机敏，擅长讨帝王欢心，私下对唐太宗哭诉“臣今日才算真正成为陛下贴心儿子，若日后臣继承皇位，百年之后，必定亲手杀掉自己独子，传位给弟弟晋王李治。”

这番骨肉相残的承诺，哄得唐太宗心生怜悯，私下许诺立李泰为新太子。朝堂之上，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老臣各有顾虑，有人支持魏王，有人倾向晋王，没人敢直接反驳唐太宗的想法。

又是褚遂良第一个站出来，当众直言点破其中致命漏洞“陛下万万不可听信魏王之言。天下之主，执掌江山，哪里会有登基之后杀死亲生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的道理？从前陛下立李承乾为太子，又过度宠爱李泰，嫡庶界限模糊，才酿成今日储位大乱。倘若执意立魏王李泰，日后为保全晋王性命，只能将晋王远远调离京城，终身不得回京，骨肉分离，陛下于心何忍？”

一番话点醒唐太宗，他瞬间醒悟李泰所言全是虚伪说辞，倘若李泰登基，晋王李治必死无疑。唐太宗当场落泪，纠结许久，最终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褚遂良四大重臣共同商议，敲定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也就是日后的唐高宗。

可以说，若无褚遂良这番冒死进谏，大唐皇位继承人便会换成魏王李泰，后世武后临朝、武周代唐的历史将彻底改写，褚遂良仅凭一席话，稳住了大唐数十年国本。

确定李治为太子后，褚遂良又持续为宗室制度进谏。当时唐太宗习惯将年幼皇子全部外派担任各州都督、刺史，孩童远离京城，缺少正统礼教教导，极易滋生骄纵之心。褚遂良上书建议年纪尚幼的皇子，应当全部留在长安，安排名师传授经史礼法，待德行成熟、具备治理地方能力后，再外派任职。东汉明帝、章帝便是如此教养宗室，诸王大多品行端正，极少作乱。唐太宗采纳建议，调整宗室分封制度，减少后世藩王隐患。

边境战事方面，褚遂良同样多次阻止太宗穷兵黩武。太宗平定高昌后，每年调遣上千士兵常年驻守西域，长途运输粮草消耗巨大，百姓负担激增。褚遂良连续上书，分析屯守西域利弊，主张扶持当地王族自治，减少中原驻军，可惜彼时太宗一心开拓西域，并未采纳。后来西突厥入侵西州，战事失利，唐太宗才懊悔当初没有听从褚遂良的建议。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执意御驾亲征高句丽，褚遂良数次上书劝阻，直言帝王亲征风险极高，一旦中原空虚，四方边境容易生乱，派遣大将出征即可，无需陛下亲身涉险。唐太宗心意已决，执意出兵，最终高句丽之战损耗大量兵力钱粮，收效甚微，班师途中，太宗再次想起褚遂良当初的劝谏，心生悔意。

数十年相伴朝堂，褚遂良进谏无数，从来不为私利，全部站在江山社稷、百姓民生角度言。唐太宗清楚他内心无私，即便偶尔言语尖锐冲撞圣驾，也从未责罚，反而不断提拔重用，一路升迁至黄门侍郎，参与中枢机密政务，成为贞观后期核心重臣之一。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常年操劳，身体急剧衰败，弥留之际，下旨紧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二人进入翠微宫含风殿卧室，单独托付后事，这便是大唐最重要的一次托孤。

太宗拉着两位大臣的手，含泪嘱托“二卿忠心为国，朕心中十分清楚。当年汉武帝托付霍光，刘备托孤诸葛亮，今日朕将太子、大唐万里江山一并托付给你们。太子李治天性仁孝，你们素来知晓，务必倾尽心力辅佐，保全李氏宗庙社稷。”

说完转头对太子李治叮嘱“有无忌、遂良二人在朝，朝中大事，你无需忧虑。”随即命令褚遂良当场草拟传位诏书，确立李治继承帝位的合法文书。

这一刻，褚遂良走到了人生权力顶峰。先帝亲口托付江山，手握传位诏书，与国舅长孙无忌共同执掌朝堂，新帝李治素来敬重他，朝野上下无人敢与之抗衡，所有人都以为，褚遂良后半生将会安稳身居高位，安享晚年。谁也想不到，短短十一年后，一场废后风波，会将这份无上信任彻底碾碎。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驾崩，六月，太子李治登基，改元永徽，即为唐高宗。新帝即位，第一件事便是嘉奖两位托孤重臣。

褚遂良先被封为河南县公，次年晋封河南郡公，后世因此尊称其为“褚河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褚遂良正式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当朝宰相，总揽朝廷行政事务，成为朝堂二号实权人物，仅次于太尉长孙无忌。

永徽前四年，朝堂局势平稳，延续贞观年间宽松清明的治国风气。唐高宗凡事虚心听取褚遂良、长孙无忌意见，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安抚边境，百姓安居乐业，史称“永徽之治”。褚遂良主持中枢期间，修订礼制、整理文史典籍、规范科举取士制度，同时没有放下书法，受高宗委托，书写《雁塔圣教序》碑刻，立于慈恩寺大雁塔之下。

《雁塔圣教序》分为两碑，一碑刻唐太宗为玄奘佛经所作序文，一碑刻唐高宗所作记文，全部由褚遂良亲笔书丹。此时褚遂良笔法已经完全成熟，融合欧阳询的骨力、虞世南的温润、王羲之的飘逸，去掉早年楷书生硬棱角，线条灵动柔美，结构舒展均衡，却暗藏刚劲风骨，成为初唐楷书标杆，千百年间，无数书法学习者临摹研习，是褚遂良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代表作。

身居宰相之位，褚遂良依旧不改耿直本性，处理公务秉公无私，从不结党营私。当时朝中分为两派，一派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为，坚守贞观旧制，维护王皇后正统地位；另一派以李义府、许敬宗为主，趋炎附势，迎合唐高宗心意。褚遂良手握大权，却从未打压异己，仅以礼法制度评判政务，待人谦和有礼，朝堂百官大多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