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之知道,这份号外将在今天上午印刷出来,通过火车、轮船、自行车和一双双脚,送到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兰州、贵阳……送到每一个还在坚持抗战的中国人的手里。
那些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的百姓、那些在后方医院里养伤的士兵、那些在学校里教书的先生、那些在田埂上劳作的农民……他们都会看到这份报纸。
他们会知道,中国人打赢了。
不是小规模的骚扰,不是局部的小胜,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足以改变战局的大捷。
沈逸之写完最后一个字,将铅笔搁在笔记本的缝隙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
他低头把稿子从头到尾默读了一遍,改了两处措辞,确认无误后,小心地将那几页纸从笔记本上撕下来,对折,放进贴身的内袋里。
那里离心脏最近,不会被汗水浸湿,也不会在拥挤中丢失。
他站起身,长时间蹲坐让他的膝盖发出咔嚓一声脆响,腿部传来一阵酸麻。他跺了跺脚,让血液循环通畅一些,然后抬头看了看天色。
东方的天际已经从青灰色变成了浅橙色,云层的边缘镶上了一道金边。
太阳快要出来了。
他没有去找地方睡觉。不是不想睡,他的眼皮确实沉得像灌了铅,但他知道,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天亮之后,军部一定会张贴安民布告,那将是武昌光复后第一份官方文件,他必须在第一时间拍到布告的内容,连同他的稿件一起发回汉口报馆。
一份号外,配上安民布告的照片,这才是完整的头条。
他找了条相对干净的街道,朝文昌门的方向走去。当走到蛇山脚下时,他遇到了第一批从汉口过来的中国记者。
领头的是《武汉日报》的老周,四十多岁,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精神亢奋得像打了鸡血。
他一看到沈逸之就嚷嚷开了:“老沈!你他娘的居然比我还先进城!稿子写多少了?冈村关哪儿?顾军长长什么样?快给我透两句!”
沈逸之还没来得及回答,后面又涌上来一群人。
《中央日报》的陈戈,脖子上挂着两台相机,衣裳皱皱巴巴一看就是跑着过来的;《扫荡报》的老胡,一直在喘气,挺着圆滚滚的站都站不直;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短发姑娘,是《新华日报》的林霜,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不声不响地站在人群外围,眼睛里全是跃跃欲试。
沈逸之:“……”稿子写多少,我会告诉你们吗?记者这个行业果然不能太要脸啊!
“各位,别急别急,”沈逸之眨了眨眼,“关于武昌会战的战报,1044军的军部马上会贴出来。你们先去看城门,这第一手资料你们不拍?”
“安民布告再重要也不着急拍,我们来得已经够晚了,错过了昨夜的巷战,错过了击毙日军的现场,这些全让你一个人占了!”老周指着沈逸之的鼻子,又气又急,“等老子拍完一张布告回来,1044军早就把战场打扫干净了!尸体搬走了,武器收拢了,弹壳都扫光了,到时候我拍什么?拍干干净净的马路吗?”
他话音未落,人已经窜出去三丈远,朝着一条还横着几具日军尸体的巷子狂奔而去,身后扬起一串尘土。
剩下的记者们如梦初醒,谁也不肯再多浪费一秒钟。根本没人再去理会沈逸之刚才说的那句“先去看布告”。
这个时候但凡能抢到的任何一点现场素材都比一张贴在墙上的公文值钱十倍。
《中央日报》的陈戈扛着相机就往一处被炸塌的日军指挥所废墟冲了过去。
《扫荡报》的老胡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居然跑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一头扎进了一条还冒着余烟的巷子。
就连一直沉默寡言的林霜,也二话不说提着帆布包就拐进了旁边一条堆满瓦砾的小路,蹲下身就开始翻检地上的日军文件碎片。
沈逸之看着这群同行忙碌的背影,咧着嘴笑了,虽然很烦这些同行,但也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激荡!
因为今天,大家终于可以写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胜了!
凌晨六点,武昌城内的枪声已经彻底平息了。
但汉口的灯火,却在这段时间里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
最早开始亮灯的是《大公报》汉口分馆,报馆的值班编辑接到了沈逸之在前线发来的确认电文:“武昌全城肃清,敌酋冈村宁次被俘”。
他拿着那张电文纸的手抖了将近十秒钟,然后猛地拉开办公室的门,冲着走廊尽头排版车间大喊了一声:“所有人起来!号外!印号外!”
整个报馆在三分钟内从沉睡变成了沸腾。
排版工人光着膀子就往车间跑,校对员端着搪瓷缸子冲了进来,墨水洒了一裤子都没注意到。
主编披着外套从楼上冲下来,不停的喊着:“标题字号用最大的,不要留白,印满为止。”
与此同时,汉口江畔的各大洋行和领事馆也陆续收到了消息。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英文、法文、德文的惊呼声从一扇扇亮灯的窗户里飘出来。
一场比攻占武昌本身更加无声的战役——信息的战役,已经悄然打响。
汉口的一家旅馆二楼,电话铃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一样切断了约瑟夫·布朗的梦境。
他从床上弹起来,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抓起话筒。
听筒里传来的是《芝加哥论坛报》上海分社编辑埃德温·霍华德的声音,隔着几千公里的电话线都能听出那股几乎要冲破话筒的激动:“约瑟夫!武昌的消息确认了!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被活捉了!不是击毙,是活捉!”
布朗握着话筒的手猛地收紧,指节发白。他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作为一名在中国待了六年的战地记者,他见过中央军太多的溃败、太多的撤退、太多的“战略性转移”。
他见过南京城破之前的绝望,见过徐州会战之后的疲惫,见过武汉会战撤退时码头上拥挤的人群。
他从来没见过“日军中将司令官被活捉”这几个字出现在同一句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