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传奇的萨卡兹斥候。他在卡兹戴尔的内战中一个人潜入特雷西斯指挥部,杀了三个警卫,全身而退。他从不摘下口罩,没人见过他的脸。他还没来得及问他名字。
还有大尉,最后的纯血温迪戈。他站在乌萨斯的冻原上,像一座山挡在整合运动面前,比他高两个头,声音像打雷,他从来没有见他笑过。
他们都死了。在他面前,在他身后。如此不值一提的他却活了下来。他们让他活了下来。他们究竟对他怀有怎样的期待?他不敢想。他不能辜负这些死亡——绝不能辜负。
他的手指碰到了什么。不是出口,是一根铁管。铁管烫得他手心冒烟。他抓住它,撑起身体,站了起来。那道光还在前方。他看见了。他迈出了最后一步。
好热。
---
梅斯从地上爬起来。额头的血糊住了左眼,她用袖子擦了一下,看见了那堆废墟——木板,铁管,碎砖,源石粉尘,全搅在一起,像一只被打碎了的、再也拼不回去的碗。
她喊他的名字。没有人回答。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
她跑过去,跪在废墟前,用手扒开碎砖。砖块边缘锋利,割破了她的手指,血滴在粉尘上,和那些白色的、细碎的、像雪一样的源石混在一起。她感觉不到疼。她只知道他还在里面——他的手还在外面。她从废墟的缝隙里看见了那根手指,那只握着铁管的、被烫得起泡的、曾经递给她一块面包的、在她第一次穿上那件制服时对她说“挺好看的”手指。
她抓住那根手指。冰凉,僵硬,像一根木头。她握了很久,久到她以为自己的手指和他的手指会长在一起。
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哭。她不是感染者。她不知道被石头从身体里撑开是什么滋味,不知道在睡梦中被自己的骨头刺醒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在某一天突然听见一声脆响时,会不会想起自己还欠这个世界一个名字。
她没有资格为他哭。但她还是哭了。
---
九站在废墟边缘,手里握着一支录音笔。那是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外壳被砸凹了一块,屏幕碎了,但还能用。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录的——也许是昨晚,也许是今早,也许是在他推开梅斯之前的那几秒里。她不想知道。
她按下了播放键。斐迪亚人的竖瞳在暮色中微微收缩,像一条正在蜕皮的蛇。
guard的声音从录音笔里传出来,沙哑的,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介于疲惫和释然之间的语调,像一个人在深夜自言自语。
“你们说——我们为所有的‘感染者’而战吗?哪怕他们是无耻者,是上位者,甚至是帝王?我们所团结的人,我们希望与之并肩披荆斩棘的人——只有感染者吗?只有他们吗?”
九闭上眼睛。她听见了他的呼吸声——不是录音里的,是记忆里的。她记得guard每一次战斗后的呼吸,那种急促的、像要把整座山的空气都吸进肺里的、带着铁锈味的呼吸。她记得他坐在篝火旁用破布擦剑的样子。他喝醉的时候,会唱一没人听得懂的歌,雷姆必拓的方言,关于矿工和盐碱湖。
“感染者总会成为一切跌落的终点。我们因为相同的遭遇而聚在一起。但让我们并肩作战的,不只是疾病。”
录音笔里传来一阵沙沙声,像翻纸,像叹气,像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吹来。
“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位贵族,他用权力盘剥他人,我们会怎么看他?如果他是个感染者呢?我们不能只拿感染与否当尺子。”
九的嘴角动了一下,一种苦涩的痉挛。她想起在乌萨斯的冻原上,整合运动杀死过一个矿主。那个人也是感染者,结晶长在腿上,走路一瘸一拐,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剥削比他更穷、更病、更绝望的人。杀了之后,有人欢呼,有人沉默,有人问“我们杀的是一个感染者吗?”没有人回答。那天晚上,塔露拉一个人坐在帐篷外面,看星星,看了很久。
“这片大地上的被奴役者不只有我们。我们该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必须要让他们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不能只对抗疾病。我们该对抗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建立的,又是什么?”
guard停顿了一下。九听见他喝了一口水——也许是酒。她分不清。声音变得含混了,像一个在说梦话的人,像一个在跟自己吵架的人,像一个在试图回答一个自己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的人。
“很多年前,刚感染的时候,我很爱喝酒。那时候ace队长警告我,再这么下去,我早晚死在酒上。哈哈。这里确实是个酿酒厂。”
沙沙声。然后沉默。
九按下停止键,把录音笔攥在掌心里,攥得指节白。
梅斯靠在处理室的门框上,额头的血已经干结,结成暗红色的硬壳。她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堆废墟,看了很久。九走过去,把手放在她肩上。她没有躲。
“我们不能只是在结局等待。”九说。
没有人听见。但她不需要听众。
---
打死萨卡兹的人被带到九面前。四个,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手上还有血,指甲缝里的黑色污垢是源石粉尘。不是洗不掉,是他们不想洗。那是他们杀死一个萨卡兹的证据,是他们为女儿、为农场、为那些被烧毁的房子和被践踏的尊严复仇的证据。他们不愿意洗掉。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了。”九的声音很平,像一份写好的、不需要修改的判决书。
没有人说话。行凶者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只有那种把一切情绪都折叠整齐、放进箱子最底层的疲惫。
“他去哪?”
九知道他说的是guard。她沉默了几秒。
“他已经不在了。”
行凶者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像被针刺了一下。
“那他也没来得及给自己起名字。”
九没有回答。她给他们指了一个方向——向南,绕过战场,去哥伦比亚。那里有感染者聚居区,也许能找到活路。
“那里没有人认识你们,也没有人在乎你们杀了一个萨卡兹。”
她没有说“滚”,也没有说“走吧”。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离开。四个人的背影在暮色中越来越小,像四粒被风吹散的灰。
她转身走了。
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腿疼,是因为她在想。想guard说的话,想那些关于“我们为谁而战”的问题,想那些关于感染者和非感染者之间的墙,想那些关于复仇和正义的界限。她没有答案。但她知道,guard在死之前试图找到答案。在那间废弃的酿酒厂里,在那些巨大的、像恐龙骨架一样的蒸馏设备中间,在那些堆满粉尘、结晶、腐烂的木桶和锈蚀的铁管的角落里,他试图找到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找到了,也许没有。也许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找。
她走过营地,走过那些帐篷,那些篝火,那些抱着膝盖坐在黑暗中的、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的、只知道今天还活着的人。她走进自己的帐篷,拉上门帘,坐在行军床上,把guard的录音笔放在枕头旁边。
她躺下来。天花板上有裂缝。不是漏水的裂缝,是炮弹爆炸时震出的、像蛛网一样蔓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整顶帐篷撕碎的裂缝。她看着那些裂缝,看了很久。
“我们不能只是在结局等待。”她又说了一遍。这一次,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冰冷的、不需要任何人认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