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那种被什么吓到了的恐惧,而是更深的、更安静的、像一条河一样从地底下渗出来的恐惧。那种恐惧在这些画里反复出现,出现在每一张脸上,每一种表情里,每一个笔画之间,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隧道,越走越黑,越黑越长。
我拿手机的手开始抖。
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钥匙插进锁孔,旋转,门开了。脚步声很轻,一步一步,左脚比右脚稍重一点。脚步声在玄关停了一下,大概是在换鞋。然后声音往客厅的方向去了,走了几步,忽然停了。
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低低的,沙哑的,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
“谁在我家?”
我从卧室里走出来,手电筒的光在她身上晃了一下,我赶紧关掉了。客厅里只有窗帘缝隙里那一道细细的光线,把她的轮廓切成明暗两半。她站在明暗交界的地方,一半脸被光照着,一半脸藏在阴影里。被光照着的那半张脸很瘦,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进去,像一幅被水泡过了太久的画,所有的颜色都晕开了,模糊了,只剩下一个大概的轮廓还在勉强支撑着。
她穿着睡衣,头散着,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抓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是来找你的,”我说,“有人让我带话给你。”
她的身体没有动,但她的手忽然攥紧了。那只攥紧的手在黑暗中微微颤抖着,像一只被踩住了翅膀的蝴蝶,拼命地抖,却飞不起来。
“谁?”她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我把手里的保鲜盒举了举。韭菜鸡蛋饺子的香味从盒子的缝隙里渗出来,在封闭的、闷热的、堆满旧物和灰尘的房间里弥漫开来,像一把钥匙,插进了一把生了锈的锁里。
那个女人的身体猛地一震。
不是怕的那种震动,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的那种震动。像一堵墙被撞了一下,整面墙都在晃,却没有倒。
她盯着我手里的保鲜盒,盯着。那道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的光正好落在保鲜盒的盖子上,折射出一小块琥珀色的光斑。她的目光落在那块光斑上,落在那个保鲜盒上,落在那个盒子里的饺子上,一直落,一直落,落到某个我看不见的、很深很深的地方去。
然后她忽然蹲了下来。
两只手捂住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
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我能看到她蹲下来的时候,左脚比右脚多往前挪了三厘米。我看到了她睡衣袖子往上滑了一点,露出的小臂上有很多条细长的、白色的线痕,旧的,已经增生成了疤痕,在暗淡的光线里反着不一样的白。
我蹲下来,把保鲜盒放在我们中间的地板上。
“他让我告诉你,”我说,声音尽量放轻,轻得像陈默说话时那样,“那个晚上,你是他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个人。他说他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疼。他看到你蹲下来抱住他的时候,他觉得他是被爱着的。”
她整个人僵住了。
不是那种短暂的、瞬间的僵住,而是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连呼吸都停了。房间里安静得像坟墓,安静到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能听到墙角那只老收音机里的电流声,能听到楼上不知哪户人家电视机里传来的一阵模糊的笑声。
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笑了。
不是开心的笑,不是释然的笑,不是神经质的笑。是一种比哭更难听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身体里被强行拧断了,出了一声闷响。那声闷响从她的喉咙里挤出来,变成了一声“呵”,然后她就用这声“呵”撑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他不害怕?他不害怕?”
她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尖锐得像一块碎玻璃划过黑板。
“他当然不害怕!他当然不疼!他喝了一斤白酒!那辆车的远光灯打过来的时候,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是笑着被撞的!”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他认识你?”我的声音在抖,但我控制不住,“你们不是陌生人?”
那个女人放下手,抬起头来。
光线落在她的脸上,我终于看清了她的全貌。她看起来大概三十出头,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让她看起来像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眼球布满血丝,眼底黑,瞳孔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像一口快要干涸的井底最后的泥浆。
“他是我男朋友,”她说,声音忽然又低了下去,低到像是自言自语,“陈默是我男朋友。”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膝盖上的裤子。
“两年前的五月三号,是他的生日。他喝了一斤白酒,说他要去老路上等我,说他有话要跟我说。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迟到了五分钟。就差五分钟。我到的时候,他已经……”
她没有说下去。
她不说话,但我看到她蹲在那里的样子,她蹲在那个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她面前的保鲜盒里的饺子早就凉透了,她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两只手的手指绞在一起,绞得骨节白,像两根拧在一起的绳子,越拧越紧,越拧越疼。
“他不让我去的,”她忽然又开口了,语很快,像憋了很久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他那天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在老路上等我,有话跟我说。我说好。但我那段时间在躲着他,我们刚吵完架,吵得很凶。我说了一个好字,但我没去。我在家里坐了一个小时,洗了个澡,吹了头,换了身衣服,磨磨蹭蹭地出门。我觉得让他等一等没关系,让他急一急没关系,反正他又不会走。”
她的声音到这里断了一下。
“他不会走的,”她说,“他从来不会走。”
沉默了几秒。也许更久。我没办法判断时间了,因为我能感觉到两条腿蹲麻了,但我没敢动,我怕我一动就会打断她,就会让她从这片终于溃堤的洪水里缩回去,重新变回那个把所有东西都封在墙里、封在画里、封在花环里、封在那个塑料袋里的瓜子壳里的女人。
“我到那里的时候,”她说,“他已经躺在路中间了。他的头歪向一边,眼睛半睁着,嘴在动,像是在说什么。我蹲下来抱住他,他的身体还是热的,但已经开始抽搐了。我打了12o,手抖得按不对号码,好不容易按对了,说不出地址。那条路太偏了,没有路牌,没有标志物,我急得跺脚,他就躺在我怀里,我看着他的眼睛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失去光。”
她又停了。
这一次停得更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