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声追着我出了楼梯间。
我跑上三层楼,跑到舱房门口,猛拍门。
门开了一条缝,潇潇的眼睛从缝里看出来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她整个人都垮了一下——那种看到你还活着、还能喘气、还能站在这里的瞬间崩溃。她的肩膀塌了,嘴用力抿住,鼻翼翕动了几下,把那一声即将冲出口的哭声硬生生咽了回去。
她拉开门让我进去,然后迅关门、上锁、拉安全链,动作依然是一气呵成。
我放下急救包,摘掉口罩,大口大口地呼吸舱房里的空气。口罩已经湿透了,不知道是汗水还是血水,或者两者都有。我的手上全是已经干涸的血迹,指甲缝里嵌着黑红色的垢。
“你流血了。”潇潇指着我的脖子。
我低头一看,脖子侧面有一条细细的划痕,大概两厘米长,像是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不深,只是破了表皮,渗出一丝血迹。但那条划痕的位置太致命了——它在口罩的覆盖范围之外,直接暴露在走廊的空气里。
空气里全是病毒。
我知道。潇潇也知道。
她拿来碘伏棉签,仔细地给我擦拭那条划痕。棉签划过皮肤的时候,碘伏蛰得我头皮麻,但我没有动。潇潇的手很稳,稳得不像是一个在致命病毒包围圈里的女人。
“这个伤口暴露了。”潇潇说,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数学公式,“你可能会被感染。”
“我已经在烧了。”我说。
她没有接话。
小雅还在睡。
她一直在睡。
我从医务室带回来的那些药里,有退烧药。潇潇倒出一粒,让我吞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味泛上来,我灌了大半瓶水才把它冲下去。
然后我坐在靠门的椅子上,看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走。
退烧药效果不明显。体温还是三十八度七,没有往上蹿,但也没有往下掉。关节的疼痛倒是减轻了一些,或者只是我适应了那种疼痛。我开始记笔记,用小雅画画用的彩色铅笔,在便签纸上写下我所有能记起来的症状热、关节痛、乏力、咽痛、轻微的恶心、轻微的头痛、轻微的——我不知道该叫什么——有种皮肤下面有虫子在爬的感觉。
不是真的有虫子,是神经末梢在异常放电。皮肤底下像有无数根细针在缓慢地刺穿、拔出、刺穿、拔出。
潇潇没有睡。她就坐在床边,一只手搭在小雅的身上,眼睛一直看着我。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谁都没有说话。
直到小雅醒了。
她坐起来,揉着眼睛,头乱成一团,脸上还带着枕头压出来的红印子。她先看了看潇潇,又看了看我,然后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爸爸你脸上好多汗。”她说。
我想说我没事,但话还没出口,小雅忽然皱了一下鼻子,用一种困惑的表情看向潇潇。
“妈妈,我肚子疼。”
潇潇的手从我身上移开,移到了小雅的肚子上,轻轻地揉着。
“哪里疼?这里吗?还是这里?”
“到处都疼。”小雅的声音里开始带着哭腔,“妈妈我想吐。”
潇潇一把抱起小雅,冲向卫生间。我冲过去打开马桶盖,下一秒,小雅就把胃里所有的东西吐了出来。呕吐物是黄色的,胆汁的颜色,里面没有血。
没有血。
我反复地告诉自己这三个字,像念经一样在脑子里循环播放。没有血,没有血,没有血。
但小雅吐完之后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到她鼻子里有一丝极细极细的血丝,像一只红色的虫子,从她的左侧鼻孔里探出头来。
潇潇也看到了。
她用纸巾轻轻擦掉了那丝血迹,动作温柔得像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她一边擦一边对小雅说,没事的宝贝,可能是天气太干了,鼻子有点干,所以出了一点血,没事的。
小雅点点头,眼泪汪汪地相信了。
她今年五岁,还不会分辨善意的谎言和残酷的真相。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段漫长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等待。
小雅的体温在攀升。我用从医务室带回来的电子体温计每隔十五分钟测一次——三十七度二,三十七度八,三十八度三,三十八度九。数字像没有刹车的汽车,一路狂飙。
潇潇喂她吃了退烧药,用湿毛巾敷她的额头,用温水擦她的手脚。所有能做的物理降温手段都用了,体温还是稳稳地趴在三十九度以上,像一块烧透了的铁板,怎么浇水都凉不下来。
小雅开始说胡话。
“妈妈,船外面有企鹅。”她说,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
“北极没有企鹅,宝贝。”潇潇的声音温柔得让人心碎。
“那是什么?白色的那个。”
“那是北极熊。”
“北极熊吃企鹅吗?”
“北极没有企鹅。”
这段对话重复了很多遍,每一遍都一模一样。小雅的大脑像是被卡住了一样,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循环,怎么也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