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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眠墟（第1页）

黄茜玲最后一次见到那棵鸡蛋花树，是在她外婆下葬后的第三天。

外婆死在清明前夕。九十三岁，睡梦中没了气息，第二天早上才被隔壁的阿婆现。黄茜玲从省城赶回村子的时候，灵堂已经搭好了，棺材停在堂屋正中，香火缭绕，纸灰飘飞。她在灵前跪了一整夜，膝盖磨得生疼，可她没有哭。外婆这辈子话少，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夏天，外婆会从屋后那棵鸡蛋花树上摘几朵花，放在她枕边。那股香气淡淡的，甜丝丝的，她每次闻到都能睡得很沉。外婆说，这花能安魂。她那时候不懂，只觉得花香好闻。直到她上了大学，学了植物学，才知道鸡蛋花属于夹竹桃科，全株有毒，白色乳汁能让人呕吐腹泻心跳加。她惊出一身冷汗，打电话回去让外婆别碰那棵树，外婆在电话那头笑了很久。

丧事办完，亲戚们都散了。黄茜玲一个人留在老屋，替外婆整理遗物。外婆留下的东西不多，几件旧衣裳，几本泛黄的日历，还有一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她打开饼干盒，里面是一沓黄的旧信，最底下压着一个小布包。布包用红绳扎着，鼓鼓囊囊的，她解开红绳，里面是几十粒黑色的种子，形状像瓜子，外壳坚硬，上面有细密的纹路。她拿起一粒对着光看，种子表面隐隐泛着一层暗红色的光泽，像干涸的血。

她把饼干盒抱到堂屋的八仙桌上，借着从木门缝隙里漏进来的光一封一封翻那些旧信。信封上没有收件人，只有日期，最早的是1963年，最晚的是去年。她抽出第一封信，信纸已经脆了，字迹歪歪扭扭，是外婆的笔迹。信是写给一个人的，没有名字，开头只有两个字——“花娘”。

“花娘，今年开春，树又新枝了。你说过，等我老了，会有人来接替我。我等了六十多年了，她什么时候来？”

黄茜玲的手微微颤。她拿起第二封，第三封，一封一封读下去。每一封信都写着同样的事情——树芽了，树开花了，树叶落了，树又芽了。信里反复提到一个词——“替”。她不知道替什么，只觉得那棵树和外婆之间，有什么她看不见的东西连着。

最后一封信写于去年冬天。外婆的字迹已经抖得几乎无法辨认，信纸上只有歪歪扭扭一行字“茜玲，你回来。屋后那棵树，你别动。等我死了，你替我去看它。”

黄茜玲攥着那封信，在堂屋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光一寸一寸暗下去，暮色从门缝里钻进来，把屋子填满。她站起来，走到后门口，推开了那扇木门。

屋后是一块不大的空地，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空地尽头是一堵矮墙，墙根下长着一棵足有两人合抱粗细的老树。树皮是深褐色的，表面布满了龟裂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深深浅浅的皱纹。枝干粗壮，呈鹿角状分叉，四仰八叉地撑开一片巨大的树冠。正是暮春时节，枝头挂满了鸡蛋花。白色的花瓣边缘泛着淡淡的鹅黄，五片旋叠而生，像一把把精致的小扇子。那股香气她太熟悉了，甜丝丝的，和外婆每年夏天放在她枕边的一模一样。可她从未在白天这样近地看过这棵树，越看越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树干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疙瘩，有些突出得像一张张蜷缩着的、即将舒展开来的小脸，五官模糊不清，大小不一，像无数个未出世的婴孩扒在树皮上往外挣。

她在树下拨开一层厚厚的落叶，看见了树根——从土里拱出来盘虬卧龙一样扎在地面上，表面裂着深深浅浅的沟壑。那些沟壑里嵌着灰白色的东西，她拨开被雨水泡烂的碎叶，伸手摸了摸，冰凉的，很硬。她以为是石头，抠了几下，那东西翻了半个身，不是石头，是一截指骨。人的指骨。

她猛地缩回手，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裂开的树根缝隙里，嵌着的不是石头，是骨头。密密麻麻的，白的灰的，有的已经腐朽了，有的还很完整。有指骨，有趾骨，有碎成几瓣的头骨残片，混杂在树根交错的缝隙里，像是根系刻意包裹住的一样。她不知道这棵树下面埋了多少人，只知道自己此刻正坐在满地人骨上。那些骸骨嵌在老树虬结的根系之间，沉默地、安静地，像一群蜷缩在母亲怀里的婴儿。

她想跑，腿却像生了根，动不了。一阵风从山上灌下来，满树的鸡蛋花簌簌摇晃，那股甜腻的香气猛地浓烈起来，浓得像一只手，从她的鼻孔钻进去，直直地掐住了她的五脏六腑。在香气的尽头，她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腥味，和她在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种子上闻到的一模一样。

黄茜玲盯着那棵老树，脑子里忽然闪过大学时植物学教授说过的一句话——鸡蛋花在东南亚被称为“庙花”，常被种植在寺庙和墓地，当地人相信那是鬼魂栖息的地方。她当时只当是一个冷门的植物学趣闻，记在了笔记本的角落里。此刻她盯着树根缝隙里那些灰白色的骨头碎片，忽然明白那根本不是趣闻，是无数条命从土里长出来、又从枝头开出了花。

她连滚带爬地跑回屋里，把后门死死关上，用背抵着门板，大口大口地喘气。她想打电话报警，拿起手机才现——没有信号。一格都没有。她跑出院子，沿着村道跑了半条街，信号还是空空荡荡的。她去找隔壁的阿婆，阿婆正坐在门槛上剥玉米，听她说完，手里的玉米棒子掉在地上，骨碌碌滚出去老远。

“那棵树，种了三百多年了。”阿婆的声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又干又哑，“你外婆守了六十多年。她走了，该你了。”

黄茜玲的脑子里嗡了一声。“守什么？树根下面那些骨头——是什么人？”

阿婆捡起那根玉米棒子，放在膝盖上，双手按住，像按着一个随时会跑掉的东西。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三百年前，这个村子闹瘟疫，死的人太多，棺材来不及打，死人往坑里一堆就埋了。埋的地方，就是这棵树的根底下。”她指了指屋后那棵巨大的鸡蛋花树，“后来瘟疫过了，这棵树就开始长。越长越大，越长越旺，开出来的花比哪棵都多，气味比哪棵都浓。村里人觉得邪门，想把树砍了，砍不动——砍一刀，树皮流出来的不是汁，是血。”

黄茜玲的后背爬上了细密的鸡皮疙瘩。

阿婆继续说。“后来有个路过的道士看了，说这棵树底下埋的亡魂太多了，它们走不了，困在树根里了。得有人守着，每年七月十五在树下烧纸，跟它们说说话，它们就不闹。守树人，一代传一代，传到你外婆，传了十几代了。”

“它们……会出来吗？”

阿婆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你闻到的香味，就是它们。它们出不来了，困在那些花里了。花开了，它们就出来透透气。花谢了，它们又缩回去。你外婆守了一辈子，每天给树浇水，每年七月十五在树下烧纸，跟那些困在花里的魂说话，说了六十多年。”

黄茜玲坐在阿婆家的门槛上，看着屋后那棵鸡蛋花树巨大的树冠在暮色里暗下去。黑暗中，树冠里藏着无数朵半开的鸡蛋花，白色花瓣在夜色里泛着幽幽的微光，像无数双半睁半闭的眼睛。她听见了声音，从屋后传来的，很轻，很远，像很多人在同时低声细语。她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可她觉得它们是在喊她的名字。

那天夜里她没有睡。她把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的种子一粒一粒倒在桌上，数了数，六十四粒。她把外婆的信一封一封重新读了一遍，读到最后那封字迹歪歪扭扭的短信时，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她不知道这棵树下面埋着谁，不知道那些困在花里的是什么人。她只知道，外婆守了六十年，守到九十三岁，守到死。现在轮到她了。

第二天一早，她去镇上买了一捆黄纸和三支香，回到家在树下烧了。烟雾升起来的时候，满树的鸡蛋花同时摇晃了一下——不是风吹的，那种摇晃是整齐的、刻意的、像很多人同时转过头来看她。她把三支香插在树根前的泥土里，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开口说了一句“我替我外婆来了。”

她不知道那些困在花里的魂听不听得懂，可她觉得，树冠安静了一瞬，然后风才跟上来，吹动了那片沙沙的声响。她把外婆的信一封一封理好放回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的种子她没敢动，原封不动地放在八仙桌上。她辞了省城的工作，退了出租屋，在村里住了下来。她在水泥厂做过质检员，在镇上送过桶装水，在小学代过课，攒下的钱不多，够吃够用。

黄茜玲很快现，那棵鸡蛋花树有问题。不是毒性那种“有问题”，而是它的生长节律，和自然界所有规律都不吻合。鸡蛋花的花期是每年三月到九月，十一月后叶子落光进入休眠。可这棵树一年四季都在开花——不是零星地开几朵敷衍的那种，是满枝满桠密密匝匝地开，压得枝干往下坠。最诡异的是十二月。树叶通常在秋末落光，但这棵树的叶子一片不落，绿得黑亮，在寒风中泰然自若，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而那些花，那些本该冬天绝迹的鸡蛋花，在光秃秃的枝干上连片地开着，雪白的，鹅黄的，散出的甜香浓郁到隔着半个村子都能闻到。就好像生命力根本不是从土壤里来的，是从那些树根缝里的白骨上一滴一滴榨出来的。花越旺，底下的年月越深，死的人越多。

她试着用手机拍下来对比，蹲在树根处拍了三张不同角度的照片，相册切片的时候现——每次拍到的树根都不一样。第一张根缝里嵌着指骨，第二张指骨不见了只剩泥土，第三张树皮表面浮现出一张模糊的脸。她连拍了一百多张，每张的细节都有出入。那不是像素涂抹的噪点，是它拒绝被留下影像。她翻看手机里所有没被删除的照片，明明是同一棵树同一个角度同一时刻，却像每一帧都属于不同的时间线。

村里的老人慢慢告诉她更多关于这棵树的事。三百年前的瘟疫，埋在树根下的那些人中，有个年轻的女人，长得很美，村里人都叫她花娘。瘟疫来时她一家全死了，只剩她一个人，她把这棵树种在亲人坟头，自己也死在树下。她的魂没有走，困在这棵树里了。从那以后，每年春天，这棵树开的第一朵花总是白色的，比别的花都大，花瓣上总带着露水，像眼泪。村里人说，那是花娘在哭。她哭了一辈子，还要哭下去。

黄茜玲每年七月十五在树下烧纸。她蹲在树根前，把黄纸一张一张扔进火里，火光把她的脸照得通红。那些困在花里的魂一年只被允许出来这一次，依附在燃烧的纸灰上，盘旋几圈，再回到花里。她不知道它们会不会觉得疼，火烧纸钱的时候，她听见从花丛深处传来的声音——很轻，很短，像一个个短促的气音，不是惨叫，更像叹息。她不会害怕了。她知道那些叹息在说“谢谢”。她烧了三年，听了三年，从最初的浑身抖，到后来能够蹲在火堆前平静地添纸、拨灰、在火灭之前沉默地合十，像外婆生前做的那样。

第七年，她现了那棵树的秘密。鸡蛋花的白色汁液有毒，这是植物学的常识。可她现，这棵树的汁液是红色的——不是乳白色，是从树皮上渗出来的鲜红色液体，浓稠得挂在树皮表面结成一颗颗珠子，阳光下折射出近乎黑色的暗光，像从伤口里往外渗的血。她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在舌尖上——甜的，带着铁锈的腥味。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那棵鸡蛋花树下，满树的花开得正旺，花蕊里冒出蓝白色的光，像眼睛。树根下的泥土松动开裂，无数只手从底下伸出来，白的，灰的，瘦骨嶙峋的，像水草一样在空气中乱抓。她站在那里，那些手摸到她的脚踝，冰凉的，硬的，像石头。她说了一句“别怕”，那些手都停了下来。最细的那只手从泥土里伸出来，掌心朝上，躺着三粒黑色的、亮的种子，和外婆饼干盒里的一模一样。那只手把种子放在她脚边，慢慢缩回了泥土里，留下一道浅浅的沟痕。

她醒了，枕头边放着一粒黑色的种子。和外婆饼干盒里的一模一样。

她捧着那粒种子在晨曦里看了很久，然后去屋后看了一眼那棵树。树冠在风中轻轻摇晃，像在跟她点头。她低头检查自己的脚踝，皮肤光滑，没有疤痕，但她记得清清楚楚——梦里那些手摸过的地方，冰凉的触感还停留在皮肤表面，像从骨髓里往外渗透的寒气，天亮了都没消退。

她在村里住了好几年，不走了。老屋后墙被雨水泡酥了，她请人加固了一层水泥。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去屋后看一眼那棵树，看它花开了多少、叶落了没有、须根长了多长。她学会了听树的声音——清晨和傍晚花丛里有细微的低语，内容听不清，但那声音的质地和活人说话完全不同，更像是石磨碾过干豆的粗粝回响，磨盘一转一轮，一圈一生。它们三百年都在这儿，磨盘碾了三百年，早就碾成了粉末。每年唯独七月十五子时，那种磨盘一样的声音会短暂的变成完整的语句。她听清了它说的内容“茜玲，来——来替我们。”

她知道了，外婆等的那个人是她。

她每年七月十五在树下烧纸，磕三个头，说一句“我来了”。烧完了纸，灰烬被风卷起来，纷纷扬扬落在她肩膀上，像有人轻轻拍了她一下。她站起来，去厨房盛一碗白米饭，放在树根前，碗里的饭到第二天早上总是不见一粒。她不知道是谁吃了，也许是花娘，也许是她外婆，也许是那些困了三百年的人。她只知道，碗空了，它们就安宁了。

她现在每天都穿着厚底橡胶鞋去树根下清理那些长疯了的杂草。有人在深夜路过村口，看见老屋后那棵鸡蛋花树满树白光，像挂了一树灯笼。他们以为黄茜玲在树上装了彩灯，可走过去一看——什么电线都没有，那些白光，是从花蕊里自己出来的。幽蓝色的，冷冷的，在黑暗中一跳一跳，像一盏一盏的心电图荧幕。

黄茜玲坐在树下，靠着粗糙的树干，闭着眼睛。她不怕了。那些困在花里的人，那些嵌在树根里的骨头，那些被瘟疫夺走生命的魂，它们都不会害她。它们是她的家人了。她替外婆守着它们，它们替她守着这棵树，它们一起替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守着这个村子。

她今年四十二，还有大半辈子要守。她不知道以后谁来替她，也许她的侄女，也许侄女的女儿，也许这棵树会在某一天轰然倒塌，所有的魂一涌而出，飞到天上去。她只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走。碗还会空，花还会开，那些从地底下伸出来的手还在等她。她闭上眼睛，把后背的重量交给树干。树干里有什么东西微微颤动了一下，像一个人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她笑了，没回头。她知道，那个人不是鬼，只是一个和她一样——困在这里、却从未后悔留在此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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