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崇祯九年,在李鸿基继任新“闯王”的同时。
关外盛京,皇太极志得意满。不再满足于“大汗”之称,他于四月十一日告天祭地,正式登基为帝,去汗号,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此举标志着后金(清)政权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向封建帝国的蜕变,甚至其与大明争夺“天命”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
八旗贵族山呼万岁,声震寰宇,一股新兴的、锐不可当的力量,已然在东北亚崛起。
几乎与此同时,一股无形的、更加恐怖的阴影,开始在华北大地悄然蔓延。
先是山西、北直隶部分地区,出现零星报告,称有百姓突发寒热,腋下、颈侧生出恶核,呕血便血,往往一两日便不治身亡,死后皮肤呈现诡异黑紫色。
起初并未引起朝廷足够重视,只当作寻常时疫。
然而,随着夏日气温升高,疫情如同地下暗火,顺着商道、随着流民,悄然扩散。
新即位的皇太极,亟需一场辉煌的胜利来巩固内部,彰显新朝的武功。
而大明,自然是最好的目标。
五月,就在称帝后不久,皇太极亲自率领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等,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入塞之役,又称“丙子之役”。
清军此次选择从密云东北的青山口突破长城,此时大明九边精锐或因剿寇被内调,或因欠饷而士气涣散,防线脆弱得如同纸糊。
清军铁骑轻易破关,如入无人之境,兵锋直指京畿!
更令明廷颜面扫地的是,清军主力竟然攻占了昌平!
昌平,乃大明皇陵所在,永乐以下,仁、宣、英、宪、孝、武、世、等诸帝皆安葬于此。
尽管明军有象征性的抵抗,但无法阻止清军对陵区外围的蹂躏。
部分享殿、配殿被焚毁,护陵的松柏遭砍伐,虽然主体陵寝未遭挖掘,但是祖宗陵寝被兵锋践踏,这对于视孝道和天命为统治根基的朱明皇室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崇祯皇帝在紫禁城中,闻此噩耗,惊怒交加,再次素服避殿,痛哭告太庙。
随即崇祯皇帝严令京营及各路援军出击,然而,此时的明军,正如洪承畴在奏疏中所言:“各镇兵饷欠至三十余月,士卒骨立,马匹倒毙。”
面黄肌瘦的士兵,如何能抵挡得住饱食终日的八旗劲旅?
各路明军或畏缩不前,或一触即溃。
清军遂以昌平为基地,肆意横扫京南州县,掳掠人畜财物,如梳如篦。
直至九月,秋高马肥,清军才心满意足地携带着劫掠的十八万二千三百人畜,以及无数金银物资,从容出口北返。
留给京畿地区的,是一片残破,满目疮痍,以及深入骨髓的恐惧与耻辱。
丙子之役的惨败,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崇祯和整个明廷中枢的神经上。
外有强清,内有流寇,朝廷却无可用之兵,无充饷之银。
在极度的焦虑与无能之下,一个更加疯狂、更加竭泽而渔的计划,在崇祯十年被提上了日程。
御前会议上,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兵部尚书杨嗣昌,这位被视为能力干练的官员,提出了他的救时之策:加征“练饷”。
“陛下。。。。。。”
杨嗣昌的声音在空旷的殿中回荡:“辽东建虏已成国患,流寇窜扰腹心之地,非有精兵,不可制也。然今各镇兵马,疲弱不堪,皆因缺饷少练。臣请于剿饷、辽饷之外,再行加征‘练饷’,岁额七百三十万两,专用于训练新军,重整武备!”
这话一出,殿内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
一众大臣,嘴唇欲动,想要开口说什么,却最终没有开口。
崇祯皇帝坐在御座上,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他何尝不知加征是饮鸩止渴?但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沉默了许久,崇祯皇帝干涩的声音响起,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疲惫:“。。。。。。准奏。加征练饷,实非得已。待。。。。。。待剿灭流寇,平定辽东后。。。。。。自然。。。。。。自然减赋。”
这道旨意,如同最后一道催命符。
原本已不堪重负的“辽饷”(应对满洲)、“剿饷”(镇压起义军),如今又加上了“练饷”。
三饷并征,总额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远远超过了全国田赋的正税,平均到每亩土地上,赋税达到了正税的数倍甚至十数倍!
圣旨下达,各级官吏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鬣狗,挥舞着征税的鞭索,扑向早已奄奄一息的城乡。
在旱情最重、赤地千里的陕西,朝廷的诏令竟是“着陕西再输粮二十万石”。
传旨的官员面对地方官的哀告,只是冷漠地回应:“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百姓。。。。。。
;便再吃些树皮草根,忍耐些时日又何妨?”
征税的胥吏差役,则彻底化作了阎罗殿前的鬼卒。
村庄里,催税差役踹开摇摇欲坠的柴门,看着家徒四壁、骨瘦如柴的农户,厉声喝道:“赋税乃皇粮国税,颗粒不可少!没钱?没粮?你家闺女卖到窑子里还能换五钱银子!赶紧的!别耽误老子交差!”
县衙中,师爷翻着厚厚的、早已预征到未来多年的税册,愁眉苦脸地对县令说:“老爷,今年。。。。。。今年的税,已经预征到崇祯二十年了。。。。。。实在。。。。。。实在无处可征了啊。。。。。。”
县令烦躁地摆手:“那就再往后预征!崇祯三十年!四十年!总能榨出点油水!上头催逼甚紧,你我还要不要这项上人头?”
更有冷酷的税吏,面对一户已经饿死三口,仅剩一个奄奄一息老妇的家庭,竟能面无表情地说:“死了的就算了,活着的这个,总还能榨出二两银子!把她抬去卖了,抵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