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珩的调令来得并不突然。他的政绩越突出,在万年县待的时间也就越短。
在万年县的三年,他把一个全省排名倒数的农业县,硬生生拉成了GDP翻二十倍不止的明星县城。品牌、渠道从无到有,从县到省再到全国,出口国外,几乎是一夜之间铺开。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的能力远不止一个县。
所以当组织找他谈话,让他去开明市任市委书记时,汪珩说了一句:“服从组织安排。”
开明市,地处内陆,既不靠海也不沿边,是一座典型的老工业城市。国企改制遗留的问题成堆,财政吃紧,年轻人口外流严重。
汪珩上任第一天,没有开大会,没有搞调研车队,而是让秘书拿来三份材料:全市产业分布图、近五年财政收支表、以及规上企业名单。
他看了一个星期,六天半在摸鱼。
第二周一早开始上班,他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第一句话:“开明不能再靠老工业吃饭了。我们要换条路走。”
开明市过去不是没有搞过电子产业。几届班子都尝试过招商,但要么引来的只是低端组装线,要么项目落地后不到两年就因配套跟不上而烂尾。汪珩的判断很直接:没有产业链,单点企业活不了。
他没有急着去沿海“抢”项目,而是先做了一件事——把开明市闲置的工业园区全部摸排清楚,然后让人绘制了一张“产业承载力地图”,哪个园区能承重、哪个园区电力容量够、哪个园区周边有职教城可以定向培养技工,全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有了这张底牌,他才带队去沿海招商。
他见的第一家电子企业是做传感器模组的。对方老板一开始只是应付,觉得内陆城市不懂电子。
汪珩坐下来,没谈政策优惠,先谈物流成本怎么优化,谈开明周边三小时半径内有多少家潜在下游客户,谈本地职校可以定向开设“传感器制造”专业班。
对方老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汪书记,你是第一个不谈地价、不谈返税的人。”
三个月后,这家企业在开明落户,投资8个亿。
以此为原点,汪珩又接连引进了两家上游元器件企业和一家整机组装厂。到第一年年底,开明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40亿元,而前一年这个数字几乎为零。
更关键的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形成了内部配套,上下游互相供货,物流成本比沿海还低15%。
第二年,汪珩推动成立了“开明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与省内三所高校联合做产学研转化。当年就有两项传感器专利在开明实现量产。
到第三年,开明市的电子产业已经形成了以传感器、智能终端模组、汽车电子为核心的中高端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18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万人。那些原本去省城打工的年轻人,开始陆续回来了。
电子产业解决了“造什么”,但汪珩心里清楚,开明还有很多好东西——农产品、手工艺品、老字号食品——但一直卖不出去,或者说卖不上价。
他决定搞电商,但不是那种“开个直播间卖货”的简单打法。
汪珩做的第一件事,是建了一个市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这个中心不卖货,只做三件事:品牌包装、品控标准、物流集散。他请来省里的品牌设计团队,把开明市最有特色的十款农产品重新做了包装设计,从名字到logo到文案全部重来。原来叫“开明土鸡蛋”的,改成了“开明·山野初生蛋”,包装盒上印了溯源二维码,扫码能看到鸡在哪座山上跑。
然后他开始“渠道全开”。不是只盯着某一家平台,而是同步铺开了电商平台旗舰店、社区团购供应链、直播带货基地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他甚至在开明市搞了一个“书记带货日”,每月一次,他自己上直播间,不喊“家人们”,而是认认真真讲产品背后的工艺和故事。
第一场直播,在线人数只有三百多人。但汪珩不在乎,他说:“三百人也是种子。”
半年后,开明市的农产品电商销售额突破了5亿元。一款原本在本地卖8块钱一斤的蜜薯,经过品牌包装和线上推广,卖到了18块钱一斤,还经常断货。
真正让开明电商“出圈”的,是汪珩推动的一个创新——开明云仓。他把全市分散在各个乡镇的快递物流整合到一个共享云仓系统里,商家不需要自己囤货,只需要把货送到云仓,由系统统一分拣、打包、发货。这个模式让开明市的中小商家物流成本下降了40%,发货时效从三天缩短到当天。
到汪珩在开明的第三年,全市电商年交易额突破120亿元,培育出年销售额过亿的本土品牌6个,开明市被列为“全国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市”。
电子和电商都是汪珩相对熟悉的领域,药品也不例外。开明市有一家老牌制药厂,建厂三十多年,曾经是全省的明星企业,但近十年因为设备老化、产品单一、管理僵化,已经连续亏损,负债超过3个亿。
市里不少人的意见是:破产清算,把地卖了还债。
汪珩没有同意。
他去药厂调研了三次。第一次看车间,第二次看研发实验室,第三次是半夜突然去的,看夜班工人的状态。看完之后他在会上说了一句话:“这个厂不是不行了,是没找到对的路。它有三十年的药品批文积累,有熟练的技术工人,这些东西破产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帮药厂找战略合作方。他不要那种只想来拿地的资本,他要的是有研发能力和销售渠道的同行。谈了六家,最后选定了一家做中成药的上市企业,双方合资成立新公司,开明市以厂房和设备入股,保留了药厂的品牌和核心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