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瓦解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这三大起义军势力,洪承畴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方式剿灭。
他先是用各种优待召降了王左桂,随后又在这王左桂吃饭的时候,趁其不备,将他给杀了,失去了带头人的起义军,人心涣散。
洪承畴几乎兵不血刃就解除了王左桂部的武装。
解决完容易忽悠的王左桂后,洪承畴又派遣重兵围剿王嘉胤部,乌合之众的王嘉胤部那是大明正规军的对手,被围之后的他们,无奈选择突围。
突围关键时刻,洪承畴亲身犯险去往前线指挥,在名将曹文诏助力之下,经过连番激战,打的起义军溃不成军。王嘉胤被杀余部纷纷溃散,王嘉胤部土崩瓦解。
洪承畴绝对是干臣,一举消灭了三大势力中的两股,当然不会放过最后一股神一魁部。
这次,洪承畴派遣猛将曹文诏出马,一路追击神一魁部,早已成惊弓之鸟的神一魁部,面对占尽优势的明军一路溃退,在宁夏被彻底消灭。
洪承畴一路高歌,将明末农民起义中最早的三大反王势力消灭,让崇祯心安了一段时间。
但是,农民为何会起义,归根结底就是活不下去,只要活不下去,就会有无数人参加义军。
官府杀死了义军的领袖,却不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这起义一定会死灰复燃,一定会越燃越旺,毕竟兔子急了还咬人。
果不其然,在三大势力被剿灭之后,起义军的活动和斗争依旧在延续。
曾经的带头人死了,流民就拥立新的带头人。而新的带头人在明末大多都是风云人物,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王自用。。。。。。
在这个系统性的崩溃中,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新家峁这三千八百人,放在大明两亿人口里,像沙漠里的一粒沙。
但他还是想努力。至少,在这片三千八百多人的土地上,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不是“朱门酒肉臭”,而是“家家有余粮”——秋收后,每户分了五十斤麦子过年,孩子们兜里揣着炒麦粒当零嘴。
不是“路有冻死骨”,而是“街道整洁人安康”——排水沟畅通,公厕干净,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孩子在路上玩耍。
不是“易子而食”,而是“婴儿啼哭健壮”——健康堂里,新生儿们排排睡,小脸红扑扑,接生员们忙着换尿布、教喂奶。
这对比,太残酷,也太珍贵。
“李盟主,”李大嘴小心翼翼地问,声音压得很低,“咱们……能不能救更多的人?外面那些流民,太惨了。我昨天看见一队,大人皮包骨头,孩子……孩子饿得不会哭了,就瞪着眼看天。”
李健沉默良久。他看着李大嘴,看着会议室里所有人——他们眼里都有同样的不忍。
;“救不了。”他缓缓摇头,声音干涩,“咱们的能力有限,粮仓里的九万五千斤,看着多,但分给三千八百人,只够吃半年。如果再收一千流民,三个月就吃光。到时候,所有人都饿死。”
“可是……”
“我知道这很残酷。”李健打断他,“但这就是现实。咱们现在能做的,是让新家峁这座孤岛,变得更坚固,更富足。也许有一天,咱们强大了,能辐射出去,帮助更多人。但现在,不行。现在收人,是害人害己。”
李大嘴黯然低头。其他人也沉默。他们都懂这道理,但心里难受。
李健何尝不难受?每次看到流民经过,他都心如刀割。有一次,一个母亲抱着饿死的孩子,坐在路边,眼睛空空的,像两个黑洞。他想给点粮食,被苏婉儿拉住了:“李健,给了一个,会有十个、一百个围上来。咱们给不起。”
他知道苏婉儿是对的。乱世中,慈悲需要实力支撑。没有实力的慈悲,是愚蠢,是自杀。他不能拿这三千八百人的性命冒险。
他只能先顾好眼前这三千八百多人。
而这三千八百多人,没有辜负他的努力。秋收后,村里没闲下来,反而进入了建设高潮。
健安堂建成了。三间青砖瓦房,窗明几净,门口挂了匾——吴先生写的“健安堂”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老郎中搬进去那天,摸着新药柜(赵木匠打的,榫卯结构,带抽屉),老泪纵横:“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想有个像样的医馆。没想到,临老临老,实现了。”
健安堂开张,免费义诊三天。第一天就来了两百多人——不是都有病,有的是来看新鲜的。老郎中带着秀兰等五个学生,忙得脚不沾地。看病的、抓药的、学医的,把三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学校也扩建了。新校舍盖在村子中心,三间大教室,青瓦白墙,窗棂上还雕了花(韩师傅的手艺)。能容纳一百五十个孩子。教师除了吴先生,还多了两个老童生——都是逃荒来的,读过书但没考中秀才,吴先生考校了学问,还行,就聘了。
课程除了识字、算术,还加了卫生常识、农技基础、甚至简单的历史地理。李健说:“要让孩子们知道,读书不光为科举——现在科举也乱了,考了也没用。读书是为明理,为生计,为把咱们新家峁建设得更好。”
吴先生深以为然。他编了《新家峁蒙学读本》,手抄了五十本。里面除了《三字经》《千字文》,还有新家峁的历史(从王家峁说起)、卫生条例(图文并茂)、农谚歌谣(“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虽然粗糙,但实用。孩子们爱读,因为说的是身边的事。
工坊区继续扩大。铁匠铺分成了兵器坊和农具坊——孙铁匠带大徒弟管兵器,二徒弟管农具。瓦窑分成了砖瓦窑和陶瓷窑——老谢管砖瓦,他儿子管陶瓷。木工坊分成了建筑木工和家具木工——韩师傅管建筑,他侄子管家具。
分工细化,效率提高。农具坊新打的犁,轻便好用,一头驴就能拉;陶瓷窑烧出的碗,虽然还是粗陶,但釉面均匀,不渗水;家具坊做的桌椅,榫卯严实,不用钉子。
最让李健高兴的是,工匠们开始自发搞创新。不用他催,自己琢磨。
韩师傅改进了水车磨坊的传动装置——原来全是木齿轮,容易磨损。他打了铁齿轮替换关键部位,效率提高两成,还耐用。
老胡发明了“石碾车”——用驴拉的大石碾,直径六尺,重千斤。用来压路面、压麦场,省力又平整。他给石碾起了个名:“太平轮”,说“碾过的地方都太平”。
老谢试验成功了“琉璃瓦彩釉”——虽然只是简单的绿、黄、褐三色,但让新建的公共建筑(学校、医院、议事堂)有了色彩,阳光下闪闪发亮。孩子们说:“咱们的屋子会发光!”
这些创新,李健都给予重奖。韩师傅得了五十工分,老胡得了三十工分加一块香皂,老谢得了二十工分加一匹细布。还在议事堂门口立了“创新光荣榜”,把他们的名字和成果刻上去。
工匠们干劲更足了。他们知道,在新家峁,手艺值钱,创新光荣。有人开始私下较劲:你能改进水车,我就能改进纺车;你能烧彩釉,我就能打利刃。
人口增长,带来了劳动力增加,也带来了消费需求。集市应运而生。
每旬(十天)一次,在打谷场举办集市。本联盟的人可以摆摊,不用交税,但要在苏婉儿那儿登记。交易的物品五花八门:农妇卖鸡蛋、蔬菜、粗布;工匠卖木器、陶器、铁器;妇女组织卖肥皂、草纸、接生包;甚至有人卖小吃——炸油糕、蒸馍馍、煮羊杂(羊是养的,数量少,偶尔宰一头,羊杂便宜)。
开始只是以物易物:三个鸡蛋换一把青菜,一个陶碗换两斤麦子。后来用“工分券”作为媒介——工分券是联盟发行的,巴掌大的纸片,盖着公章,面额有一分、五分、十分、五十分。凭券可以到仓库兑换粮食、日用品,也可以在集市交易。
集市很热闹。旬日那天,打谷场上人头攒动,讨价还价声、吆喝声、笑声,混成一片。孩子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