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设置粮仓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着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唐朝初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o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出土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o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156]
手工业
纺织业
隋代兽纹铸字铜镜
隋朝仓储布帛动辄数千万匹,说明当时纺织业是相当达的。何北、山东历来是纺织业中心。北齐曾在定州(河北定县)设置绸绫局。相州的丝织品“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纹布,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命焚之于朝堂,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细绫。而青州(山东青州)自古就有“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之称。隋代四川的织锦业,仍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麻布的纺织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162]
瓷器业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现了多处隋代窑址,江南为手工业达地区。隋朝瓷器的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展。
隋代青瓷的烧造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选料比较精细,捏练技术有所改进,使瓷土得到较好溶解,胶体物质增加,胎体较薄,烧造过程中变形和损坏率有所降低。安阳出土的开皇十四年(594年)张盛墓和仁寿三年(6o3年)卜仁慕中,有许多生活用具、俑群和明器等,是用青瓷烧造的,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展水平。白瓷的烧造技术在隋代也有突出的进步。隋代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提炼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铁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在西安出土的大业四年(6o8年)李静训墓、大业六年姬威墓以及张盛墓中就有近百件白釉瓷器,这批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162]
造船业
杨素所督造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高5o尺,可以拍击敌船。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船,种类很多,有龙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其中尤以龙舟制作最精,高45尺,阔5o尺,长2oo尺;船身分为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o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刻奇丽”,可见制作技术是很高的。[162]
商业
货币
隋五铢钱币
南、北两朝,钱币轻重极为紊乱。南陈有五铢、六铢、鹅眼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交易,都不用钱。北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铸钱,朝廷法定的钱币只算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隋文帝即位,力求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各市都置样钱,不合样的钱不许入市,世称“隋五铢”。前朝旧钱一律废除。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百姓称便。灭陈以后,陆续在扬州(治江都,江苏扬州)立五炉,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汉市)立十炉,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炉,依定样铸钱。隋文帝刑法严厉,不许私铸钱流行,基本上保持钱币的统一。隋炀帝时,私铸钱又盛行,一千钱只重二斤,后来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钱贱物贵,币制大乱,一直乱到亡国。[176]
城镇
商业的繁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全国市场扩大,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展,商业贸易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东西两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为是国都所在,所以城内“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东都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纷纷要求入丰都市交易,得到炀帝的允许,于是“先命整饰店肆……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一记载反映了在商业繁荣背后的虚伪和社会的不公平。[163]
此外,四川的蜀郡,江南的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以及南海、豫章、荆州、蔡州、岐州等都是当时着名的商业城市。[162]
外贸
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有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而西北陆上贸易尤其达。为了展西北陆上的商业贸易,隋炀帝派裴矩驻于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人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当时以敦煌为总出点的西北陆上交通贸易通道有三条一是“北道”,在天山北路,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到拂菻(叙利亚);二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过葱岭,又经鏖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到达波斯;三是“南道”即天山南路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越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到达北婆罗门(印度北部)。其中北道和中道到达拂菻、波斯等西亚、欧洲各国,是历史上着名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主要是与南洋诸国以及日本、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南海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城市,这里“多犀象、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不仅是进出南海诸国的最大口岸,也是通往西亚、欧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163]
人口
585年,隋文帝令州县官检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亲属必须分立户籍,检查后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颎奏行输籍法,令州县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样检查户口一次,《隋书·食货志》说,从此地方官无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检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此后历年检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数不多。至6o9年,隋炀帝又一次大检查,得丁二十四万余,新附口六十四万余。这次所得,约合585年所得的半数,其中还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见隐漏的户口不是很多。假设北方历年所得新附口数,为一千万左右(约二百万户),也还远不合6o6年的户口数。除非6o6年户口数出于构,否则激增一倍以上的户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在南朝士族势力最大的江南地区。如果这个推测还不算远离事实的话,那南朝陈旧境户数当在三百万以上,口数当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这是从未有过的户口数,说明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8o]
凡属于朝廷所有的户口,都得负担朝廷规定的课役。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592年,史籍叙述隋朝廷的富饶说“度支官奏称,府库都藏满,不能再藏,只好堆积在廊庑下”。隋文帝别立左藏院来容纳绢匹,并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东地区,本年田租减三分之一,调全免。这种富饶景象,据史书所记,曾一见于西汉文、景时期,经七百多年,再见于隋文帝时,实行节俭政治的皇帝,历史上确是极稀有的。[8o]
隋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北齐隆化元年(577年)
1
2
1
2
1号数据出自《周书·卷六》[62]
2号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63]
南陈太建九年(577年)
15o万
26o万
12oo万
224o万
1号数据出自《北史·卷十一》[64]
2号数据出自《隋书·卷二十九》[65]
根据学者考证实际人口达15oo万[66]
北周大象二年(58o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