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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博学鸿儒的阴影（第3页）

这天下午，他在整理一个叫傅山的山西士人资料时，又看到熟悉的情况。

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他被强征入京，但抵死不从，称病不参加考试。最后朝廷无奈，授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虚衔，放他回乡。此事当年轰动一时，被视为遗民气节的象征。

这次名单里又有他。

张砚调出傅山的卷宗。摹形司的记录很详细，甚至有一份他当年在京称病时的太医诊案副本——脉象平稳，无大病征，显是托词。

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二年的密报，说傅山回乡后，闭门着述，但与一些“心怀怨望”的遗民仍有书信往来。“其子傅眉，近年渐露头角，交游颇广，需留意。”

张砚把傅山和黄宗羲的卷宗放在一起。这两人情况相似声望高，气节硬，明显不愿合作。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

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也许朝廷要的，不是他们合作，而是他们“被合作”。通过反复征召，制造一种印象——连黄宗羲、傅山这样的人都接受了朝廷的官职，其他士人还有什么理由抗拒？

这是一种驯服。用荣誉和压力，慢慢磨掉他们的棱角。

或者，还有更深的目的……

正月二十，张砚把整理好的三百多份卷宗交给吴良。吴良花了三天时间一一翻看，最后挑出四十多份，放在一边。

“这些，要重点处理。”他说。

张砚看了看，黄宗羲、傅山都在其中，还有十几个在档案里被标注为“性情偏激”“交游复杂”“家世有疑”的人。

“怎么处理？”他问。

“分几种。”吴良说，“有的，让地方官再去劝一劝，许些好处——比如子弟优先录科，比如家族减免些赋税。有的，让他们的师友去劝，从人情入手。还有的……”他指着最上面几份，“得咱们亲自来。”

张砚看着那几份卷宗。除了黄宗羲、傅山，还有三个人一个叫顾炎武的昆山人，一个叫王夫之的衡阳人，一个叫李颙的陕西人。都是在遗民中声望极高的。

“这些人，劝不动吧？”张砚说。他知道顾炎武，此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着称，立志不仕二姓，四处游学，行踪不定。

“劝不动，就别劝了。”吴良说，“但要让他们‘看起来’劝动了。”

张砚一愣。

“博学鸿儒科的名单，最终是要公布的。”吴良缓缓道，“名单上有这些人的名字，就是一种姿态。他们来不来，考不考，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人知道，朝廷征召了他们，给了他们机会。至于他们拒不拒绝……那就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了。”

张砚懂了。这是一种舆论操作。把黄宗羲、傅山这些人的名字放进征召名单，制造他们“可能出山”的假象，动摇其他遗民的决心。就算他们坚辞，朝廷也可以说“已屡次征召，仁至义尽”。

“那咱们要做什么？”他问。

“做两件事。”吴良说，“第一，收集这些人近年来的诗文、书信，找出任何可能‘软化’的迹象——比如夸过皇上某句诗写得好，比如感叹过民生不易，哪怕只是一句含糊的话。第二……”他顿了顿，“准备一些材料。”

“材料？”

“嗯。”吴良从抽屉里取出几页纸，递给张砚。

张砚接过看。是几诗，署名为黄宗羲。但他读过黄宗羲的诗集，不记得有这些。

“这是……”

“新现的‘佚诗’。”吴良说，“黄宗羲早年所作，流露出对时局的无奈，对百姓的同情，甚至有一丝……对新朝的期待。”

张砚迅浏览。诗写得确实像黄宗羲的风格，用典、措辞都像。内容也确实如吴良所说，有“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感慨，也有“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襟怀。

但最后那，有一句让他心里一跳“莫道新朝非旧主，黎民元是汉家儿。”

这几乎是在说新朝旧朝无所谓，只要百姓过得好。

这真是黄宗羲写的？

他抬头看吴良。吴良也正看着他，眼神平静。

“这些诗……从哪里来的？”张砚问。

“从黄宗羲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吴良说，“他早年游历四方，散佚的诗稿很多。有几流落在外，被人现，献给了朝廷。”

张砚明白了。这些诗是伪造的。摹形司要制造黄宗羲“态度软化”的证据，动摇他的形象，也动摇那些以他为榜样的遗民。

“傅山、顾炎武他们……也有？”他问。

“都有。”吴良点头，“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些材料。诗文、书信、甚至日记片段。要做得像，时间、地点、背景都要能对上。”

张砚感到一阵寒意。这不只是篡改记忆，是直接在创造“历史”。伪造这些人的文字，篡改他们的形象，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朝廷宣传的工具。

“这事……您来做？”他问。

“你和我一起。”吴良说，“你文笔好，又熟悉这些人的风格。从明天起，咱们就开始。”

张砚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正月廿五，工作正式开始。

吴良给了张砚一叠资料——黄宗羲、傅山、顾炎武、王夫之、李颙五个人的详细生平、着述目录、诗文风格分析，还有摹形司搜集到的他们的真迹样本。

“先仿黄宗羲的笔迹。”吴良说，“他写字有特点，起笔重，收笔轻，转折处多顿挫。你练练。”

张砚铺开纸，对着黄宗羲的真迹临摹。他原本就善于模仿笔迹，这是当年被选入摹形司的原因之一。练了三天，已经能写出七八分像。

然后开始“创作”。

吴良给了大致的方向要流露出对前明的怀念，但更多的是对百姓疾苦的关切；要承认清朝统治的既成事实，表达一种无奈的接受；要强调“天下”重于“一家一姓”，暗示为苍生计，可以妥协。

张砚写得很痛苦。每写一个字，都觉得自己在玷污什么。黄宗羲是他敬重的人，那样一个坚守气节、着述等身的大儒，现在却要被他这个无名小吏，用笔伪造出“软化”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