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欠了很多钱。。。很多。。。”
母亲静静地听完,没有责骂,只是轻轻摸着我的头,像小时候那样。那天晚上,她睡在我的小床上,我打地铺。半夜醒来,听见她压抑的抽泣声,细碎而绝望,像冬日里最后一片叶子在风中颤抖。
第二天一早,母亲说要回老家。
“钱的事,妈想办法。”她红肿着眼睛,却努力对我微笑,“你好好的,别再做傻事了。”
我送她到车站,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检票口,心里空了一大块。
之后几个月,母亲陆陆续续给我打钱,有时三千,有时五千。我问她哪来的钱,她只说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
“妈,那是爸留给咱们的房子。。。”
“房子没了还能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母亲的声音很平静,“华子,把债还清,咱们重新开始。”
我确实重新开始了——重新开始炒股。我像输红眼的赌徒,总觉得下一次就能翻盘。母亲的汇款成了我新的赌资,我把它们全部投进了那个无底洞。
直到催债的电话打到母亲那里。
“你儿子欠了我们五十万,再不还,我们就上门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冰冷而凶狠。
母亲连夜赶到省城,这次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到底欠了多少?”她问。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八十。。。八十多万。”
母亲的身体晃了晃,扶住桌沿才站稳。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窗外城市的噪音隐约传来。良久,她轻声说“把债主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想办法。”
“妈,你还有什么办法。。。”
“你别管。”她打断我,声音突然严厉起来,“刘华,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还债。以后的路,你自己走。”
母亲在省城住了下来,在一家餐馆找了份洗碗的工作,还接了两个家庭的钟点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回来。她吃得很少,脸色越来越苍白,有时候累得坐在凳子上就能睡着。
我想找份兼职,但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催债的电话越来越频繁,言语越来越恶毒。我开始躲债,换手机号,搬家,像阴沟里的老鼠。
一个雨夜,我无意中看到母亲在卫生间里,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她正在用热毛巾敷着手臂,听到开门声,慌忙拉下袖子。
“妈。。。你这是。。。”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们僵持在狭小的卫生间里,窗外雨声淅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心上。
“卖血比打工来钱快。”母亲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华子,妈老了,别的干不动了。。。”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三十年来,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无耻和懦弱。我把头深深埋进膝盖,不敢看母亲手臂上那些针眼,不敢看她花白的头,不敢看她被生活压垮的脊背。
“对不起。。。妈。。。对不起。。。”我重复着这三个字,像念着绝望的咒语。
母亲蹲下来,抱住我颤抖的肩膀“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你是妈的儿子啊。”
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从未出生。
我们搬回了老家。母亲说,落叶总要归根。
老房子还在,但更破旧了。院里的梨树倒是长得茂盛,那是父亲生前种下的,每年春天开一树白花,秋天结满黄澄澄的梨子。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总不见好,夜里常常被胸闷憋醒。我劝她去医院,她总是摇头“老毛病了,去什么医院,浪费钱。”
我知道,她是舍不得花钱。我的债务还没有还清,虽然大部分债主同意分期偿还,但每月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母亲把微薄的退休金全给了我,自己靠捡废品补贴家用。
我开始在镇上打工,建筑工地的临时工,送货的搬运工,什么都干。手上的茧子一层层加厚,肩膀被晒得脱皮。肉体上的疼痛反而让我好受一些,至少证明我还在努力活着,努力偿还。
但母亲等不到了。
那个春天,梨花开得特别盛,像一场迟来的雪。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我请了假在家陪她,握着她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扛起整个家,如今却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华子。。。”母亲睁开眼睛,眼神已经有些涣散。
“妈,我在。”
她费力地抬手,指了指床头的木匣子。我打开,里面是房产证和一些零钱,最下面压着一张存折——里面有三万块钱。
“房子。。。卖了。。。还债。。。”母亲每说一个字,都要喘息好久,“剩下的钱。。。你找个正经事做。。。别。。。别再碰股票了。。。”
“妈,你别说了,留着力气,我去叫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