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御史吕陶上言:“台谏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图报私隙。”
左司谏王觌亦奏言:“轼所拟题,不过略失轻重,关系尚小,若必吹毛求疵,酿成门户,恐党派一分,朝无宁日,这乃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
范纯仁复言苏轼无罪。
太皇太后乃临朝宣口谕道:“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于是苏轼担任职事如故。
这个时候,宋哲宗病生了疮疹,不能视朝,
程颐入问吕公着道:“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主子有疾,宰辅难道不知吗?”
越日,吕公着入朝,即问帝疾。
太皇太后答言无妨。
为此一事,廷臣遂嫉恨程颐多言。
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上奏章弹劾程颐不应令直经筵。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
经筵官是中国古代为帝王讲论经史、备顾问应对的官员。经筵作为一种帝王教育活动萌芽于汉唐,于宋代正式形成制度。宋仁宗时期,经筵的机构、职官、时间、场所趋于完备。宋代经筵官主要包括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等。
谏议大夫孔文仲且弹劾程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勾通台谏,睚眦报怨,沽直营私,应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未免诬谤太甚,孔子后裔中胡出此人?
朝廷乃罢程颐出管勾西京国子监。自是朝右各分党帜,互寻仇隙,程颐以下有贾易、朱光庭等,号为洛党;苏轼以下有吕陶等,号为蜀党。
还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与洛、蜀党又不相同,别号朔党,交结尤众。
三党均非奸邪,只因意气不孚,遂成嫌怨。
哪知熙宁、元丰旧臣非窜即贬,除着名诸奸人外,连出入王、吕间的张璪、李清臣亦均退黜。
熙宁、元丰乃是宋神宗在位的年号。
若其他人恨入骨髓,暗中窥伺间隙,这三党尚自相倾轧,自相挤排,这岂非螳螂捕蝉,不顾身后黄雀吗?
文彦博屡乞致仕,朝廷诏命他十日一赴都堂,会议重事。
吕公着亦因年老乞休,乃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
宋朝廷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
吕大防朴直无党,范纯仁务从宽大,亦不愿立党。二人协力佐治,仍号清明。
右司谏贾易因程颐外谪,心甚不平,复弹劾吕陶一党的苏轼,奏语有侵文彦博、范纯仁。
太皇太后欲惩罚贾易妄言之过,还是吕公着替他缓颊,只出知怀州。
胡宗愈尝进《君子无党论》,右司谏王觌偏上言宗愈不应执政。前说不应有党,此时复因胡宗愈进无党论,上言弹劾言论,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太皇太后又勃然怒道:“文彦博、吕公着亦言王觌不合。”
范纯仁独辩论道:“朝臣本无党,不过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着皆累朝旧人,岂可雷同罔上?从前先臣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执政柄,各举所知,当时蜚语指为朋党,因三人相继外调,遂有一网打尽的传言。本王拱辰语。此事未远,幸陛下鉴察!”
随后复录欧阳修的《朋党论》,呈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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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皇太后意未尽解,竟而迁出王觌知润州。
门下侍郎韩维亦被人谗诉,出知邓州。
太皇太后初欲召用范镇,遣使往征。
范镇年已八十,不欲再起,其从孙范祖禹亦从旁劝止,乃固辞不拜。朝廷诏授银紫光禄大夫,封蜀郡公。
元佑三年,范镇病殁家中。
范镇镇,字景仁,成都人,与司马光齐名,卒年八十一,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
越年二月,司空吕公着复殁,太皇太后召见辅臣,流涕与语道:“国家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为之奈何?”
言毕,太皇太后即挈宋哲宗皇帝往奠,赠太师,封申国公,予谥正献。
吕公着,字晦叔,系故相吕夷简之子,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说:“今后必定为王公辅臣。”
后因恩荫补任奉礼郎,并进士及第,召试馆职,没有赴任。又外出通判颍州,与知颍州,至是果如父言。
范祖禹曾娶吕公着之女,所以吕公着在朝,始终引嫌。尝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至富弼致仕居洛,杜门谢客,独范祖禹往谒,无不接见。
宋神宗季年,富弼疾笃(病势沉重),曾嘱咐范祖禹代呈遗表,极论王安石误国及新法弊害,旁人多劝阻范祖禹,不应进呈,范祖禹独不肯负约,竟自呈入,廷议却不与为难,赠富弼太尉,谥文忠。
富弼亦一代伟人,前文未曾叙及,故特于此处补出。
宋哲宗即位,擢范祖禹为右正言,避嫌辞职,寻迁起居郎,又召试中书舍人,皆不拜。